香港观察:电影《十年》效应

邹颂华 自由撰稿人

如果要数香港回归以来最触目的香港电影,应该非独立电影《十年》莫属了。它不但令死气沉沉多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奬再次受到注目,即使颁奖典礼已过了一个多星期,仍然是城中热话;而本来一直被视为小众玩意的独立电影,竟然一反常态:一是电影自去年12月上映以来一票难求;二是在高票房的情况下没有正式电影院线愿意继续播放,非比寻常;三是电影甚至招来政界的评击,连香港电台的论政电视节目“城市论坛”也罕有地去讨论一部电影。这个《十年》,引发的是什么效应?

电影人的《十年》

这部由五位本地新晋导演拍成的五个虚构故事,涉及香港未来的自由、法治、语言和文化等会受到大陆的冲击,因而被喻为香港的“预言书”,在今年一月时已受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评击。至上星期,《十年》终夺香港电影金像奬的“最佳电影”奖,又引来部份电影投资者和电影人的批评,如还未看过该电影的制片人黄百鸣就曾说过电影是低成本制作,不值得这个奖项;而香港影业协会理事长洪祖星更表示现有的金像奖评审机制有欠公道。

先不论电影好不好看,现有的金像奖投票机制,是1996年时参照奥斯卡的机制订立的,属于“民选”机制,评审员是电影业界各范畴的工作者一人一票,再加55人特选评委投票。在会计师点核票数后会一直保密,至奖项揭晓前,金像奖董事局也不会知道结果。因此,理论上是没有人能左右结果,也不能如一些电影老板说,是“政治绑架专业”。

《十年》被提名继而获奖,既没有人敢/肯当颁奖嘉宾(因此才由主席尔冬升亲自颁奖),又令金像奖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转播机会,令一些电影人忧虑从始香港电影人及金像奖将会遭到内地封杀,难怪尔冬升在颁奖时引罗斯福的名句:“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如尔冬升所说,目前走出来“危言耸听”的人,大多数一早已北上拍片,题材亦从不踩界,很多根本不会受到影响。相反,新晋导演的前路,也许会荆棘满途。《十年》放弃了过去电影常用的政治隐喻,而是用直接坦荡的方式去表达人心的恐惧,而且非常卖座,有学者和导演就预计,反抗政权的电影将陆续有来。

观众的《十年》

《十年》在技巧和艺术成就上有瑕疵也是事实,但仍能够成为“最佳电影”,公报结果的一刻出现的欢呼,就连负责颁奖的尔冬升也说“吓了一跳”,因为他“从来没有见过金像奖出现那样的呼声”。而由去年12月到现在,《十年》除了开始有数间正式院线播放,票房理想却没有电影院愿意放映下去,背后有什么压力可想而知。电影因此而转移阵地,在民间用不同管道和场地播放,有在教堂、在天桥底、在庙宇前地,至今仍然持续,每次小区放映仍然一票难求。电影所引起的共鸣,才是我们要问的问题──香港电影业出了什么问题?香港又出了什么问题?

作为观众,香港的电影类型选择愈来愈少,大概是自2003年开始。在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后,合拍片成了主流,面对广大的中国市场,港产片自然成了弱势。电影人不只要拍迎合中国口味的电影,还要拍出可以通过中国送检的电影,创作自由无疑有所局限。CEPA的出现,做成了一个荒谬的局面:中国电影市场尚未开放之时,港产片在华语世界大行其道,风行海外;但中国市场一开放,却令港片的影响力锐减,反映现实的电影买少见少。

因此,近年只要有涉及政治和敏感议题的电影诞生,即使未到叫好叫座,也会受触目,如杜汶泽出品的最新电影《选老顶》,以黑社会选老大讽刺现实中小圈子选举的荒谬,表明是拍给香港人的。而刚上映的《树大招风》,以1997年前的香港为背景,自不然引来政治解读。监制杜琪峰也对三位合拍《树大招风》的新晋导演说放弃了去大陆送审,让导演在没有禁区的情况下创作。

这些电影的出现,预示了《十年》只是个开始。虽然经民联议员梁美芬认为《十年》是政治宣传片(《十年》亦因她的言论而票房一路飞升),将悲观结论浪漫化,并质疑电影可否代表沉默大多数的声音,更表示要拍一套“反斗十年”让观众轻松一下。

当建制一方指责《十年》宣扬港独、制造恐慌,手指指向别人时,是否也应问一下,何以无论投放多少亿元去实施爱国教育、国民教育,也无法产生只有50万港元制作成本的《十年》所引起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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