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际到国家:冷热交替的中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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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凤凰网主笔 张弘

朝核危机与中国至关重要,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也一直是人们议论和关注的焦点。在官方的宣传中,“中朝传统友谊”、“唇寒齿亡”等说法延续了60年且根深蒂固。那么,中朝关系到底是如何演变的?

50年代:貌合神离的盟友

中朝关系从抗美援朝起就并不融洽,即便中国付出了人员牺牲、物资消耗、经济困难等巨大代价,但金日成仍有腹诽。

俄裔美籍历史学家潘佐夫最新出版的《毛泽东传》揭示,朝鲜战争的总导演是斯大林,从一开始,他就计划利用中国削弱美国。

1950年3月30日,获悉斯大林支持他武力进攻南朝鲜之后,金日成动身前往莫斯科。4月,他同斯大林秘密举行了三次会谈。斯大林确信:“在危急的情况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会出兵。”

金日成当然迫切需要中国的帮助,但是他不愿过分依赖中国人。他不仅是一位共产主义者,还是一位朝鲜民族主义者,对中国有戒心。朝鲜对这个巨大的邻国已经忍受许多个世纪了,因此金日成现在不愿使朝鲜再次受到中国的支配。何况他确实相信自己会获胜,因为与李承晚总统的韩国军队比起来,朝鲜的武装力量在各方面都占优势:在兵员数量和火炮数量上是韩国的2倍,在机枪的数量上是韩国的7倍,在自动步枪的数量上是韩国的13倍,在坦克的数量上是韩国的6.5倍,在飞机的数量上是韩国的6倍。

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日清晨爆发的,随后美国人火速出面保卫韩国,但是在美国第一批伞兵到达前(6月29日),朝鲜人民军已经把韩国的一些主力师消灭掉了,并且在开战三天后就占领了韩国首都汉城(今首尔)。但是,联合国军很快就扭转了局势。在其侧翼遭到联合国军的几次沉重打击之后,朝鲜军队濒于瓦解。为了避免被包围,他们迅速向中朝边界撤退。9月底,韩国军队逼近了三八线。10月1日,他们在没有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越过了三八线。当天,麦克阿瑟将军要求朝鲜人民军司令部立即无条件投降。

10月1日,斯大林从索契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发了一封紧急的密码电报,希望中国出兵。10月1日和2日,毛泽东同他的亲密同事们讨论了朝鲜局势,大部分中国领导人都反对出兵,周恩来对此尤其直言不讳。许多军方领导人,包括林彪在内,也不支持介入战争。另外,金日成的行为也使中国人感到恼怒:他本人还没有向中国提出军事干预的请求,他甚至不认为有必要向中方通报战事的进程。金日成的这个表现,明显暴露了他对中共领导人的不信任,他倾向于仅仅向斯大林求助。周恩来曾多次向苏联大使抱怨这个伤脑筋的问题,显然是毛指示他这样做的。斯大林也认为这“不正常”,但是金日成仍然我行我素。就是到了9月底,在答复中国人的援助提议的时候,他的反应依然是:“朝鲜人民已经做好了长期战争的准备。”

直到9月28日,经过激烈争论之后,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才决定向北京写信。然而这封信仅仅“暗示了援助请求”,朝鲜人仍然把主要希望寄托在“斯大林同志本人身上”,他们在9月29日向斯大林发了一封信,恳求他直接干预冲突。对此,斯大林暴躁地答复说,朝鲜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中国军队进入朝鲜,建议朝鲜领导人尽快同中国人磋商。这样一来,金日成就不能继续打自己的小算盘了。10月1日深夜,金日成约见了中国大使,请求中国出兵朝鲜,并要求大使立即向毛转告自己的请求。不仅如此,他还与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的朴宪永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援助。

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讲道,中国军队到朝鲜以后,金日成觉得应该由他指挥,彭德怀觉得,你把自己的军队打光了,我们的军队怎么能听你的?因此,他们俩人从一开始就有非常大的矛盾。在第二次战役中,朝鲜人民军有一个兵团参与了战斗,志愿军在前面追着美国人,却被朝鲜人民军抄了后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而且有两次。金日成建议中朝军队分开指挥,派个联络员联系。但彭德怀坚决不干,强调必须统一指挥,否则战役很难打。一直等到斯大林的电报:军队必须由中国指挥。金日成没办法,只好交出了指挥权,由此成立了中朝联合司令部,中国为正,朝鲜为辅。

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和尊严的问题。对此,金日成心里肯定特不好受。但是,无论是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中方具有绝对优势。因此,斯大林只能作此选择,这也是金日成需要面对的事实。

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1951年1月8日)开始后不久,志愿军就越过了三八线;1月4日,志愿军占领了汉城;1月8日,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全军修整。原因在于,志愿军精疲力尽,弹药打光了,粮食没了,新兵员补充不上来,而且美国轰炸非常厉害,战斗非常艰苦。志愿军的九兵团打第二次战役是从上海调过来的,当时甚至都没有冬装,士兵们单衣单裤,结果导致第二次战役中非战斗解员5万人,第二天起来不是手指头没了,就是脚趾头冻掉了。

志愿军停止进攻,这可把金日成惹恼了:哪里有这样的?打了胜仗的军队不继续追击,停下来修整?应当乘胜追击,把美国军赶到海里,战争就结束了,国家也统一了。这次争吵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两人在志愿军司令部吵了三天,一直争论不下。金日成希望应该一鼓作气赶快结束这场战争。彭德怀说原来就想一鼓作气,结果不是被人家拦腰截断全军覆没,你想让我也重蹈你的覆辙吗?两人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直到1月19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电报支持彭德怀。

直到战争结束之后,在朝鲜劳动党内一直有一个传言:朝鲜没有实现统一主要是中国人造成的。为什么?就在马上要取得胜利时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结果导致朝鲜失去了战胜美帝国主义的最好机会,至今朝鲜都没有实现统一。这说明,这件事对朝鲜影响非常大,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从军事角度说,彭德怀的主张实事求是且有充分依据,朝鲜领导人一厢情愿,一味蛮干的情绪,显然处于政治考虑或其他因素影响。

因为朝鲜铁路基本被炸毁,中国派遣了18万民工帮助朝鲜修复铁路,然后又派出了铁道兵,援助了机车、车厢。至1952年,战争进入边谈边打阶段,金日成觉得战争既然不能立即结束,就要求运经济物资。彭德怀还是以战争为主,军队必须控制铁路,要运军事物资。为此,双方再起争执。最后,斯大林命令:“铁路必须军管”。如此一来,金日成更加郁闷。

潘佐夫揭示,1953年斯大林死去之后,毛泽东才能“体面地”摆脱困境,把自己的军队撤出朝鲜。1953年7月27日上午十点,以朝鲜和中国代表为一方,联合国军司令部为另一方,双方签署了停火协议。但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继续在朝鲜驻扎了五年多的时间,直到1958年10月,他们才回国。

到1956年,金日成清洗延安派,导致双方关系降入谷底。

沈志华《朝鲜清洗“延安派”揭秘》显示,朝鲜停战后,中朝关系有“不正常现象”。如“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平壤的战争展览馆,12个战绩展厅中只留给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在其余的所有展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无关;“金日成打算逐步解除在中国待过的领导工作者在党和政府中的职务”等。而中国政府在1952年召回驻朝大使后,直到1955年1月没有再派新大使。在朝鲜驻华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几乎没有同朝鲜代表交谈过”。

1956年,金日成在党内斗争中先后打垮了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导致四名延安派高干逃往中国。毛泽东则对朝鲜许多同志无辜被捕、开除、撤职的做法极为不满,并直接指出,金日成还是搞斯大林那一套,一句反对的话都听不得,谁反对就杀谁。中共领导人又与朝鲜代表团会谈。毛泽东一开始就指出,朝鲜在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的“问题很严重”,并通知他们,中苏两党决定派代表团次日早上去平壤,要崔庸健也一同回去,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帮助你们解决问题而不是要破坏你们”。

米高扬和彭德怀等人到达平壤后,首先找金日成单独谈话,经过两次深谈,金日成原则上接受了中苏两党的意见。9月22日召开的劳动党中央全会作出决议,承认八月会议处理问题的方法“过于简单”,同意恢复崔昌益和朴昌玉的职务,恢复出逃中国者的党籍。米高扬回到中国后表示任务已经完成,但毛泽东指出:“问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事实也的确如此,在中苏代表团离开平壤以后,金日成不仅没有执行与米高扬、彭德怀达成的协议——在媒体公布九月全会决议(只在党内传达并在报纸上发了一个简短消息),反而继续对有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迫害,以至又有一些人逃到了中国。此外,关于释放朴一禹的协议迟迟没有结果,答应恢复尹公钦等人家属粮食供应的诺言也一直没有履行。尽管中国一再表示对于是否执行这些协议的结果非常关心,但朝鲜方面一直虚与委蛇,拖延不办,将中朝关系拖入冰点。到1958年,双方关系才好转。这种转变发生的背景之一,就是中苏关系裂痕加大,金日成左右逢源,成为中苏都想拉拢的对象。

在1958-1962年的中国的大饥荒时期,金日成向中国要粮食,15万吨不够要20万吨,20万吨不够要30万吨,中国一概都给。作为政治回报,当东欧共产党和苏联一起攻击中国时,金日成和胡志明对中国表示支持和同情。

60年代:大饥荒时,中国仍竭力援朝

1960年代,在中国对朝经济援助的过程中, “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特征显著。

20 世纪60 年代初期,中国在国内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尽己所能地向朝鲜提供援助。1961 年,中国农业总产值较1960 年下降2.4% ,轻工业总产值较1960 年下降21.6% ,重工业总产值较1960 年下降46.5% ,财政收入较1960 年减少37.8% ,国家财政出现10.96 亿元的赤字,城乡居民生活处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金日成倒向中国,赫鲁晓夫很不爽。1960年夏天,他请金日成到莫斯科,让他看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记录,里面谈到金日成不赞成毛泽东拖延停战谈判的主张和做法,想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但联合国是朝鲜战争的交战一方,所以引起毛泽东的一时反感和怀疑,顺口说道,金可能叛变革命,成为朝鲜的铁托或纳吉。金日成一边看一边骂:毛泽东真不是东西!当面说好话,背后骂我!我怎么可能是革命的叛徒?太令我伤心了(这都是后来苏联大使汇报写在报告里的)。

回到朝鲜后,金日成召开干部会议:以后谁也不要去中国,中国人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到1960年夏天,中朝关系降温。没过3个月,朝鲜经济困难,金日成让底下人再到中国去一趟。据何方《抗美援朝的得与失》透露,1960年9月,中国大量援助粮食给朝鲜。周恩来表示,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但要保证对朝的援助项目。这一年,中国的大饥荒已经很明显,正在饿死人,但是仍给朝提供了23万吨粮食。同年10月5日,周恩来接见朝鲜副首相李周渊,同意分四年贷款4.2亿卢布,还说:至于偿还期限,能还就还,否则可以无限延期,等后代再还也行。

1961 年初,中国对朝鲜的煤炭供应出现了延误。金日成在与苏联驻朝鲜大使谈论中国严重的经济问题时,声称能够感受到中国的困难,因为燃煤等的运送被推迟,食品原料也未向朝鲜运送。鉴于中国当时的情况,朝鲜不打算催促中国。朝鲜人不催促,中国人自己反倒感到着急了,随后采取紧急措施保证运输和供应。鉴于中国经济援助保质保量且有求必应,朝鲜提出的要求越来越多。

1961 年底,朝鲜副首相李周渊率团秘密访华,目的是向中国寻求经济援助。朝鲜提出需紧急订货钢管3000 吨,1962年贸易再需25000 吨,另外还要10 万个纱锭。周恩来表示,中国的钢管也缺货,有些还要从苏联进口,最后答应提供一半。至于10 万纱锭,中国实在拿不出货,只能请朝鲜派人来中国拆迁已经停产的纺织厂。李周渊走后,中国开始落实拆迁10 万纱锭一事,决定在邯郸、石家庄、郑州三市新建的棉纺织厂中挑选拆迁部分设备以供应朝鲜,经朝方实地考察后,最终决定拆邯郸三厂、五厂的126000 锭的棉纺全程设备( 包括纺部附属设备及器材) 供给朝鲜。

1962年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此时国民经济仍处于谷底。在1 月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虽然对1962 年工农业生产计划和财政预算作了压缩,但仍存在30 亿元赤字的缺口。尽管国内财政存在赤字,对苏联尚有12 亿旧卢布的欠债未还,在1 月的中朝1962 年度相互供应货物谈判中,中国还是爽快地答应,将朝鲜1961 年对中国贸易中欠交的商品一笔勾销。

正是在1962年,朝鲜突然提出要解决边界问题,说白头山(中国叫长白山)整个天池就是朝鲜的。原来中国边界政策方针按照国际惯例已经签过约的,毛泽东大笔一挥,出让了几百公里。

1963年,朝鲜向中国提出以3万吨大米换6万吨小麦的要求,原因是朝鲜大米在资本主义国家销路不好,卖不出去。鉴于当时中国国内小麦尚不够供应,如要供应朝鲜,中国只能从澳大利亚购买。外贸部经请示中央后决定同意交换。这样一来,小麦的买价、运费、保险费加在一起,中国要亏损外汇16 万英镑。中国政府非但没有要求朝方补偿外汇亏损,还主动提出连同朝方大米的运费中方也一并负担。

中国在经济方面的付出,的确带来了一些政治上的回报。1963 年初,朝鲜外相朴成哲公开向中国外交人员表示,朝鲜党一贯认为,撇开中国就没有社会主义阵营,因此金日成首相最近提出了一个新口号: 社会主义阵营以苏中为首。1963年9 月,刘少奇访问平壤,中朝关系达到了顶峰。金日成表示,中共是大党,如果中共同苏共闹翻,朝党坚决同中国站在一起。

锌镁矿原本都是朝鲜为出口苏联而投入生产的,后来苏联不再进口,朝鲜就转而向中国出口,只为平衡中朝贸易差额,而这些商品并非为中国所需。但是,1964 年9 月朝鲜贸易代表团来华商讨1965 年度中朝供应货物协定时,中方还是基本满足了朝鲜提出的进出口需求,不仅锌镁矿继续进口,而且还帮助朝鲜解决了急需的2 万吨棉花,让朝鲜很是满意。

1965 年,中朝两国签订了两份经济协定: 一份是中朝1966 年相互供应货物的议定书,一份是中国向朝鲜无偿提供物资和贷款的协定。1965年12 月中旬,为商讨中朝1966 年相互供应货物协定事宜,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带着拟定的“备战物资草案”前往朝鲜,告知中国决定无偿地向朝鲜提供50万吨小麦、30 万吨石油和300 万美元的自由外汇。

1964 年底至1965 年,中苏分裂已成定局。中国一如既往尽己所能地援助朝鲜,苏联也因为新领导集团的上台重新恢复了对朝援助,朝鲜又得以在中苏分裂的契机下两边获益。1950年代到1960年代初,中国对外援助一共是20亿人民币,其中8亿给了朝鲜。

1966 年中国国内爆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于中国在外交领域采取的极左路线,以及中国国内红卫兵、大字报对朝鲜的攻击批判,中朝关系再次跌入深渊。

中苏分裂后,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中苏均需要争取支持。在争取盟友的过程中,朝鲜对于中国的战略意义显然要大于苏联,中国不希望自己的邻邦出现一个苏联的政治拥趸。

客观地看,经济援助作为中国实现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和对朝鲜实施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其效果并不理想。政治上,中国在经济上的巨大付出并未使得中朝关系进入稳定持久的友好状态,中国对朝鲜的政治影响力仍很有限而且,中国的援助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朝鲜的经济困难,但不可能改变朝鲜的经济结构,使两国贸易、经济关系走上一种比较正常的互利状态。

70年代:中美解冻,提升了朝鲜国际地位

沈志华在《面对历史机遇: 中美关系和解与中朝关系( 1971—1974)》中的研究显示,1970年代初,由于国际形势变化,中国和美国抓住这次机会,冲破意识形态的障碍,逐步实现了双边关系正常化。中美两国都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既保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又照顾盟友的利益。

朝鲜是中国仅有的几个盟友之一,不仅是冷战格局下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屏障,也是在中苏对抗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帮手,所以在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同时,中国必须考虑到同样是美国直接敌人的朝鲜的感受。为此,中国领导人在与美国的外交谈判中,一方面在原则上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一方面在具体问题上尽量满足朝鲜提出的要求和条件。当然,中国不能允许朝鲜的过激主张影响中美关系缓和的大局,所以在采取妥协方针帮助朝鲜逐步实现其政治目标的同时,又向自己的盟友提供了大量军事和经济援助,以安其心。

中美关系的解冻在客观上改善了朝鲜的国际环境,提升了它的国际地位,也有助于缓解朝美、朝韩之间紧张对峙的状态,甚至为朝鲜实现和平统一提供了有利条件。朝鲜领导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为此积极谋划,但由于过分乐观和自信,朝鲜提出的目标过高,并试图在短时间内一鼓作气按照自己的方式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影响朝鲜和平统一进程的因素是多样的,中、美、朝、韩四方之间相互关系错综复杂,但关键问题还在于朝鲜南北双方之间没有建立起互信互谅。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朝鲜领导人缺乏耐心,不愿妥协,最终还是没有抓住历史机遇,又走回到了紧张对峙的老路。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中朝之间能够保持友好关系并有所发展,主要是因为双方都有这个需求。总体来讲,中国还是尽力帮助了朝鲜,尽管平壤对此并不满足。

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相继去世后,中国进入了邓小平时代。尽管《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仍生效,但两国关系已不能算是同盟关系了。原因之一在于,基于历史经验与当时国际环境变化,中国明确放弃了结盟外交原则,开始奉行不结盟外交。中国于1975年8月就正式加入不结盟运动。进入邓小平时代后,在具体外交实践上,更是果断放弃了当时正在执行的“一条线”“一大片”结盟外交战略,实行独立自主不结盟战略。

80—90年代:中韩建交打击了中朝关系

1979年后,中韩关系开始有了实质性发展。1988年,首尔获得夏季奥运会主办权后,朝鲜一直呼吁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国家抵制此次奥运会,中国还是派出了强大阵容参赛。此后,中国支持南北双方于1991年9月同时加入了联合国,从外交上正式承认韩国的客观存在。1992年8月,中韩签署建交公报。

尽管该时期中朝关系已非同盟关系,但两国关系在这期间的紧密程度,远非一般国家间关系所能比拟,两国首脑的频繁互访最具代表性。金日成是邓小平会见最多和陪同在中国参观最多的外国客人。1982年4月,邓小平访问朝鲜,这是他最后一次出国。1989年11月,邓小平同江泽民、李鹏等到北京站迎接来访的金日成主席,这也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去车站迎接的客人。

冷战结束后,中朝关系中的意识形态作用逐渐弱化,现实的国家利益成为各自政策的主要出发点。由于中国提出将双边经济关系中的“以物易物”转变为“货币贸易”,且婉拒朝鲜的援助请求,朝鲜对中国颇有不满,中韩建交则实质性地打击了中朝关系。朝鲜则在连续经历了金日成(1994年)突然去世、与美关系日趋恶化,以及日益严重的粮食问题后更加倾向于孤立主义,中朝关系因而一度冷淡。双方高层互访直到1999 年6 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访华才逐渐恢复。

21世纪:从传统盟友向“正常的国家关系”转型

21世纪之后,中朝关系主要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一方面,90 年代中后期,国际局势不稳定性加剧,“中国威胁论”的甚嚣尘上,更增加了中国对国家安全的担忧,为应对美国的包围,中国需重新评估朝鲜的战略价值。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中国几乎成了政治上唯一支持朝鲜的国家。在1998 年结束“苦难行军”后,朝鲜在经济上更需要中国的实质性帮助。

2001 年9 月,时任主席江泽民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期间,双方共同确认了“继承传统、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加强合作”的方针。

出于自身国家利益的诉求,朝鲜总会不时地在外交事件中“利用”中国,使中国处于被动局面,无辜吃亏,有时为达目的,甚至会牺牲中朝关系。

以“天安号事件”为例,金正日2010 年5 月访华时机选择的精妙着实让人叹服。张琏瑰教授认为,金正日选择此时来中国,无论做什么,都会给国际社会造成中国支持朝鲜的印象。按照中国外交传统,金正日来华,中国一方面要给朝方提供一些援助,另一方面要巩固中朝友谊,“势必客观上造成中国支持朝鲜的效果”。这还直接给中韩双边关系蒙上了阴影。韩国官方和媒体对中国在如此敏感的时机接受金正日访华表示了失望。

韩国《中央日报》5 月4 日报道说,韩国外交通商部第一次官申珏秀于3 日召见了中国驻韩大使张鑫森,要求中方澄清一些疑问,“韩国政府就特定事件召见中国大使是非常罕见的事情”。如此一来,中国不仅在国际上吃了哑巴亏,在朝鲜半岛施展对朝、对韩的均衡外交,也由于朝鲜的“外交智慧”而障碍重重。

21 世纪的中朝关系,在逐渐完成由传统盟友向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正常的国家关系”转型的同时,逐步向“合作共赢”阶段迈进。但是,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并未终止。金正恩一上台,中国政府就从2012年2月下旬开始,对朝鲜提供价值高达6亿人民币的无偿援助。这在中国援朝史上是规模空前的一次单笔援助。

沈志华的研究证实,20世纪40-70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始终处于一种不正常、不成熟的状态,存在着以党际关系掩盖甚至取代国家关系的现象。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与国际接轨,冷战的结束,中朝关系势必出现新的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王俊生认为,中朝特殊关系是在半岛复杂战略环境下多方因素平衡的产物,中国需要平衡地缘政治结构、政治经济利益、历史因素与现实利益等,其目的在于维护半岛和平与稳定。这种特殊关系仅反映出中朝关系的侧重点,其中主要为政治关系。当前尽管中韩政治安全关系迅速发展、中朝关系暂时处于低谷,但影响中国进行战略平衡的因素并没改变,中国仍要维护与发展对朝政治关系。这一进程中应始终坚持国家利益原则,向朝鲜传递清晰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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