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脱欧谈中欧分合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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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全民公投脱离欧盟,结果轰动全球,引来各方议论纷纷。英国与欧洲的关系是否因此四分五裂、难以弥补?英国本土不但出现了不同性别、年龄、学历、阶层及宗教信仰者的巨大立场差异,苏格兰、北爱尔兰、威尔斯和直布罗陀等更有立场迥异者酝酿脱离英国,至于欧洲大陆各国诸如意大利、法国、瑞典及奥地利等,亦涌现一股效法英国、脱离欧盟的举动,显示英国的脱欧行动,很可能产生骨牌效应。

欧洲长期分裂不断

必须指出的是,当前英国脱欧的举动,在欧洲历史上说,并非什么新鲜事物,因为欧洲长期以来总是分裂不断。远古年代不谈,就算是16至20世纪时,就有比利时分裂出荷兰、挪威分裂出瑞典、英国分裂出爱尔兰等,近年则有苏格兰长期欲分裂于英国和加泰隆尼亚欲脱离西班牙等,可见欧洲的分裂力量十分巨大。

回顾欧盟的创立,可谓历尽艰辛曲折。最初,法国大文豪雨果有监于欧洲城邦林立,彼此间战争不断,所以于19世纪40年代提出了“欧联邦”(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理想,但遭冷待,被指为浪漫理想主义者,所以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中,欧洲多因攻城掠地而争战频仍。在经历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德三国领袖乃痛定思痛,彻底领悟到大家应该联合在一起,利用贸易、工作、民心和生活等不同层面的互通,加强彼此间的依存,结成命运共同体,从而减少分裂和战乱。一代名相邱吉尔所说的“口水战总好过兵戎相见”(to jaw-jaw is always better than to war-war)更成为促使各方求同存异(注1)、共商联合的指导思想,然后在经历多番谈判后于20世纪90年代以竟成功。

简单而言,欧盟的成立经历了6个里程碑。其一是1949年创立欧洲议会(Council of Europe),藉以处理美国援助和战后重建。其二是1950年提出了舒曼计划,藉以发展重工业,促成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创立。其三是1957年签署了《罗马条约》,令各国在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基础上增加合作,然后有了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其四是1979年建立欧洲金融体系,尤其创立了欧洲货币单位,为日后创立欧元提供重要指标。其五是1992年签署《马城条约》,确立了欧洲联盟的格局,并确立了欧盟各国无论在外交、国家安全、司法及内政方面的共同纲领,货币统一亦提上了议程。其六是1997年订定了《阿姆斯特丹条约》,为发行欧元制定货币联盟之公共财政纪律。

简单来说,战后欧洲的重建,既着眼于息争止战,亦注重寻求互利合作,缔结共同体,为商业贸易、资本互通,以及民间往来扫除障碍,则成为了重建与发展的主旋律。其过程虽然曾面对不少阻力,产生诸多问题,但各国领导人锲而不舍的精神与努力,最终实现了理想,令原来四分五裂、常有冲突的欧洲,终于可以打破千百年来的厮杀频频、战火不断,享受持久的和平,无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科技等,获得了前所未见的良好发展。

欧洲“分乃得安” 中华民族“合甚自然”

可惜,这大一统的局面只维持短短的20多年(以欧盟成立计算),欧债危机时更涌现了严重的矛盾,其中又以希腊一度威胁脱欧投俄最受注目,令欧洲各国的猜忌表面化,裂痕扩大,但真正付之实际行动的,当属英国公投脱欧了。不少人更预测,英国只是先行一步而已,跟随者将陆续有来。

欧洲历经半个世纪艰苦努力才能走在一起的由分而合成果,只在短暂共聚即出现分裂的现象,其背后原因值得日后深入探讨,当前则令我们想到国学大师梁漱溟在探讨中欧文化异同时提及的核心问题——欧洲各国的民族“总因为他们合起来似甚勉强,必分乃得安”,与中华民族总觉得“合甚自然,分之则不安”呈现了巨大差异。尽管自晚清以还诸如梁启超等学者,已提出了众多如山川地理、语言文字、民族制度等众多因素差异的解释,但应以文化基因的不同,导致彼此对分合看法差异最为突出,而宗教信仰则可说是文化基因的内核,用梁漱溟的话是“文化都是以宗教作中心而发展”(注2)。

扼要地说,欧洲社会大多信奉一神宗教,视本身宗教以外的宗教为异端,并将个人获得神的救赎、得享永生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中国社会受孔孟教化,“敬鬼神而远之”,视延续血脉为“永生”,个人只是家族中延续血脉的一环而已,尤其强调百子千孙,令中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钱穆因而说“儿女的生命里便保留了父母生命之传统,子孙的生命里便保留了祖先生命之传统”(注3),而黄仁宇更一针见血地指:“中国人在血缘关系里获得永生。”(注4)反映大家对人生终极追求的截然不同,令其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

梁漱溟进一步指出,由于文化和宗教信仰有别,欧洲人强调集体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平等,因而由宗教统合社会,并走上以法律约束行为之路。而靠法律约束行为者,自然要在权利义务上界定得清清楚楚,互不相扰,因而容易为了维护一己权利而争斗,产生分裂。中国人以伦理代宗教,重视家族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疏有别,因而由伦理统合社会,并走上以礼俗约束行为之路。而靠礼俗约束行为者,则要淳厚风俗,强调彼此好好相处,讲求谦让包容与和谐。所以梁漱溟将中国文化称为“无兵的文化”,意思是没欧洲文化般因维护一己之利而争斗,产生分裂,其结论是“中国总是化异为同,自分而合……西洋却不尽然,宁见其由合而分,好像务于分而不务于合”(注5)。

政治体制非放诸四海皆准

香港中西文化混合,一直尽取两者之长,惟近年则总有一股强调全盘采纳西方制度的呼声——尤以争取民主为甚。但如果细看中欧文化基因的巨大差异,更不要说其他诸如地理环境和历史前进轨迹等千差万别,则不难看到,若然将西方制度照单全收,带来的诸多陷阱或问题,应不容低估。毕竟,政治体制并非如自然科学定律般,可以放诸四海皆准,而是一方水土一方情,所以不应一厢情愿地以为,在人家文化环境下运作良好的一套制度,全盘移植便能在我们文化环境下发挥同样效果,说明需按本身社会实况与文化底蕴作出调适,去芜存菁必不可少。至于如西方社会般以号召公投、高举自决为政治斗争手段,则尤其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这样做的结果,轻则给社会造成严重撕裂,重则引来灾难性后果,为政议政及社会大众实在不可不察。

注1:Healey, N. M., 1995, "From the Treaty of Rome to Maastrich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Healey, N. M.(ed.)The Economics of the New Europe: From Community to Union, p.12.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注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台北:正中书局,1963),页307至308

注3:钱穆,《灵魂与心》(台北:兰台出版社,2001),页10

注4: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台北:联经,1991),页142

注5:梁漱溟,页311

作者郑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助理所长,陆观豪是退休银行家、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名誉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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