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人该如何面对「愤怒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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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青年失业率达到10.3%,除5月份外,今年2月至今,每月失业率都达到两位数的纪录。”

7月中在大学附近小吃店吃午餐的同时,电视新闻如此播送着。

餐厅外面的街上,有店舖半年就改了一两次;每次来,都能看到又有店被换掉了,一个开了30几年的杂货店,变成大企业连锁的超市,但有卖炸鸡的、卖饮料的,没做多久就关了门。内需不振已经持续一段时间,大家都不想再多花钱。

餐厅内有些大学生,看了显得不耐烦;现在还不是忙就业的季节,但许多人看了,明显在担忧自己未来。

熟悉的老板,看见常客来,热情向我招呼。正决定要点哪个餐时,发现下面的价格标籤又有被撕掉重新贴上的痕迹,一碗辛拉面从2,000涨到2,500韩元了。刚来首尔的第1年,一碗只要1,500韩元。

「啊,这次价格又上涨了啊?」我问道。「是啊,在大韩民国越来越难生存喽。」年届70的老板回答。理当是可退休安享晚年的时刻,餐厅夫妇俩还是得忙着工作,希望多赚点钱分担家庭负担。

她的女儿偶尔会带着才刚满2岁的小孩子过来店内帮忙。「唉唷,现在要养孩子多么不容易啊,还有店租与房贷要付。」老板娘抱怨道。大家都喜欢抱孩子,但想到未来长大后,要负担庞大教育费用,叹了口气。

吃完饭,在街上遇到在民宿工作,负责清扫的奶奶。因儿子投资房地产失败,欠下百万元新台币巨额债务,她得拖着骨瘦如柴又老态的身躯,付出劳动帮忙还债。

搭着公车经过光化门广场一带,有被解雇的劳工齐聚示威,也有人拿着「撤除派遣工」标语在抗议;几位穿着正装衬衫的男女排队等候并聊着天,经过抗议现场,要走过来进入咖啡店。

望向他们身上挂着的名牌,是在大企业工作的员工,他们经过百取一、千取一的激烈竞争,获得工作,月领近10万新台币高薪;但最近派遣工比例已经逼近月薪制人口的一半,明明是同样工作,薪水却只有2/3,甚至更少,无法加入国民年金,还要遇到合约期限到后,可能得走人的窘境。

这是我在韩国跑新闻以来,亲自体会的日常。

最近出版的韩国译作《愤怒的数字》,讲的就是韩国的不平等与活在苦难水准的现象。这本书整理与分析了韩国各项发展数据,带出光鲜亮丽的韩国背后,种种外人所不知道的辛酸与痛苦,同时提出能够解决问题的大方向。

韩国在1996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他们自豪这等同于取得跃入先进国家的入场券;但20年过后至今,和OECD内国家相比过后的各项数据,韩国在各项统计数据的表现,都令人感到忧虑。

约聘制劳工数量第2、两性薪资差异最高、女性薪资最低、家庭负债高出平均值两倍、政府社福支出不到平均值一半、排名倒数第2、工时第2长、幼童幸福指数最低、老人自杀率连年蝉联首位;这样看起来,没有一项是光采的,种种迹象反而呈现恶化中,看了着实令人愤怒。

不平等的现象,从男女之别、青年与老年之别、正职员工与派遣工之别、到财阀与中小企业的天差地别,存在社会各个角落。

现代与三星等财阀,经营者的资产,相加超过首尔市政府的规模;拥有富可敌国的大企业,为韩国人在世上赚了不少面子,但为何韩国人还会痛苦到称自己活在「地狱朝鲜」?因为政府并未落实财富与福利的分配。

受政府扶持的大企业,蚕食鲸吞中小企业,并透过权势与财力反向影响政府与媒体,政府成为分赃体系的一员;1997年金融风暴后,国家濒临破产,企业勒紧裤带,开始应聘派遣职员;如今,财阀收益持续成长,2006年至2012年就扩大了6倍,非正职员工,却越聘越多,好的职缺越来越少。

不是每人都能抢进百取一、千取一的财阀窄门。失败的人们,为求得温饱与偿还负债,开始无止尽工作;而随着物价与房价上涨,要买房与养育孩子的成本日增。

为让自己的孩子「赢在起跑点」,未来能「成龙成凤」,让自己有晚年能安享,父母们无不投入高额预算在让子女补习,期待他们在激烈竞争中,成功投入财阀窄门;这样的过程,孩子得承受的,就是睡眠时间不足、下课后补习到凌晨,还有竞争中失势所可能遭受到的冷落与排挤。

而拼死拼活的父母,一旦自己或家中亲人病倒,在几乎是落后国家水准的社福基础下,难以负担治疗费用,又没办法继续赚钱,等同宣布堕入贫病的深渊,整个国家正陷入这样恐怖的恶性循环。

2008年,企业CEO出身的李明博,就任韩国总统,实现二次政党轮替;在国家经济碰上金融海啸而再度濒临危机时,他提出下渗式的经济政策,「财阀好,经济就会好,中小企业也能获得提振」,轴心再度往财阀靠拢,直到现在的朴槿惠总统执政后,情况依旧。

财阀获得政府许多交易限制的松绑,与大幅的减税优惠。2012年,财阀总共获得超过2600亿新台币的减税,但他们的资产规模,已是6年前的6倍,每家收益都在大增,却没回馈到国家与社会,形成大企业作威作福,政府放任,百姓成为受剥削者的残酷光景。

韩国应该是亚洲工运最为发达的国家,这几年我採访与处理过大大小小的罢工抗争报导,媒体、医院、铁路、汽车製造业都有,劳工们团结起来,透过工会组织与资方谈判,要求提高待遇,同时向政府发出怒吼,警告勿做出过度偏袒资方的决策。

但工会时常被亲政府、亲资方的媒体贴上「左派」标签,甚至被指责为「赤色份子」,仍然有人将工运看作是好吃懒做、只为提高私人福利而想示威闹事;政府持续新自由主义倾向的经济政策;松绑规制、力行民营化、扩大劳动弹性,延长派遣工时限;财阀与政府的垄断性绝对权力,还有社会的矛盾对立,还无法让丛生的不平等问题,获得解决。

「财阀至上」的思维必须被转变;提高对大企业的税收,着手建立良善的社福制度,同时要求他们善尽社会责任,回馈更多职并减少派遣工,增加就业与提振内需。最重要的是,正视「平等」的价值;若一个国家从政府、企业到百姓,都是用上下尊卑与权威的关係互动与承担责任,全无要突破阶级带来的束缚,那么一切只会更糟,不会变好,这是《愤怒的数字》一书带来的最大启示。

来源:联合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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