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威权管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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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阮纪宏

香港已经进入“山草药时代”,其基本特点是“噏得就噏”。极端反对派在国庆日搞抗议活动,主题是“反政治打压,袁国强下台,反威权大游行”。香港什么时候就成了“威权管治”?如果真的是这样,特区政府又用了(或者有可能用)什么手段来打击“反对威权独裁的声音”?这些“噏得就噏”的指控,除了给跟他们沆瀣一气的人一些新鲜感外,包藏祸心的是指一国两制失败,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前途。但这样的说法,对眼睛雪亮的市民有说服力吗?

一宗案例跳到结论 典型噏得就噏

游行组织者最具体的指控是,律政司以刑期覆核“追杀”抗争者,以此说明香港已经法治沦丧,司法不公正、不独立,再引伸出“威权管治”的来临。

有关政府对黄之锋等人提出刑期覆核,以至法官改判入狱,是律政司按照司法程序提出上诉,是法官根据证据的专业判决,而并非出于政治因素考虑协助政府打压个人自由,律师会和大律师公会的声明作出有力支持,这里不赘。但以一宗案例,就跳到“威权管治”的结论,是典型的“噏得就噏”。

香港有政治犯吗?有过,是在殖民地时期;回归后特区政府连政治部都取消了。真的要打击异见人士,连负责识别、调查、取证的部门都没有,何来“迫害政治犯”之说?又是一个“噏得就噏”的典型。

翻查“威权管治”定义的条件,政府由强大的中央权力组成,限制政治自由,个人自由服从于没有宪制责任的政府。特区政府按照《基本法》管治,香港有组织政党的自由、有游行集会的自由、有表达言论的自由,议会和政府根据法例选举产生。“威权管治”完全不能成立的最大证据就是,极端反对派周日组织游行集会,并指控一国两制未能得到落实,他们行使了各种基本法赋予的自由,却在指控香港已经成为“威权管治”。反过来说,香港并非军政府管治、香港并非一党专政,领导人也并非以个人喜好做决定,贪污横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

如果港独分子认为他们应该享有宣传、策动“香港独立”的自由,那还真的是需要限制;但限制的手段,也是在依照国家宪法和香港基本法来实施。这样也不符合“威权管治”的范畴。

上述任何一个条件都不成立,唯一勉强可以讨论的问题是:政府是否操控了选举。香港的各种选举,由以法官做主席的选举委员会主持而非政府,至今没有任何人对于选举委员会的公正性提出过任何异议,也没有出现过有规模的选举舞弊事件。反之,反对派所得到的票数比建制派还要高,如果不是被法庭取消资格的议员主动挑衅,在宣誓时候搞出风波,他们还留在议会内继续捣乱和拉布,谁也奈何不了。真正有意图和付诸行动的操纵选举是“雷动计划”,他们通过内部运作,将传统的泛民候选人赶下台,扶植年轻勇武并倾向港独的候选人进入立法会。

香港立法会仍然有功能组别选举产生的议员,特首是由间接选举产生,并不符合反对派引用西方民主标准的民主定义。西方政治学也有“混合政体”一说,即选举式的威权主义。退一万步说,从上述简单划分,即使香港是属这种类型,香港的立法会和各种政党也不是“民主橱窗”的展品,立法会曾经多少次否决或者拖延法例和拨款的通过、政党所提出的建议和意见有多少被政府所接纳,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而且,选举次数多了,会让选民提高了对民主的胃口,跟威权管治形成竞争关系,有可能过渡为“真正的民主”。

反对派目的 证明对港“一国一制”

然而,起码是特区政府,对于争取特首由直接选举产生是持支持态度的,并且也按照程序向中央政府提出;政改到最后在立法会被否决,投票反对的不是建制派,而是反对派。所以,出现的所谓“民主赤字”,应该由反对派来承担,而不是反过来指摘特区政府是“威权管治”,这在政治伦理上都说不过去。

极端反对派指控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将香港等同于内地的政制,内地是威权管治不假,反对派的目的就是要证明,目前中央对香港实行的是“一国一制”而非一国两制。事实当然并非如此,而这是十分歹毒的一招,他们看准了建制派不会去为内地的威权管治辩护,但无论反对派还是建制派,只要愿意睁眼看看香港与内地政治如何区别的事实,都不会堕入这个圈套。

极端反对派就是利用部分市民对“一国一制”的恐惧,哗众取宠地发明一些术语来骗取市民支持他们进行反政府活动。但这些行径起码会从两方面适得其反:一是愈来愈多的香港人会认为,“一国一制”也没有什么不好,反正香港被这帮“乱港分子”不停滋扰,倒不如实行“一国一制”乾净利落;另一方面是来自北京的看法,中央政府最忌讳的是主权安全,一旦香港出现大规模的港独活动,而对香港的主权构成威胁,将会义不容辞地采取行动保卫主权安全——这是指特殊情况下。但在考虑2047年以后的安排呢?为什么“一国一制”不可以是一个选项?如果真的让中央考虑“一国一制”的安排,始作俑者并非别人,就是提出并且乐此不疲搞港独的人。他们要对此付出代价和责任。

作者阮纪宏资深传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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