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弔诡的促进转型正义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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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联合报社论指出,宣称要落实“转型正义”,民进党凭恃其在立法院的绝对优势,强行通过了《促进转型正义条例》。这个条例能否带来正义,犹未可知;但是,其促进转型的手段与定义之拼凑,却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促转条例》所表现的“民进党史观”,只能以“弔诡”二字形容。《促转条例》界定的“威权时期”,是从1945年8月15日开始,到1992年11月6日为止。字面上看,时间是起于二次大战日本投降日,结束于金门、马祖的战地政务中止;实际上,这段时期的历史时空犬牙交错,绝非“国民党威权时期”一语所能囊括。

首先,日本虽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但国民政府正式接收台湾,却是在当年10月25日。换言之,《促转条例》界定的威权时期,整整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是属于“日本统治”时期。这段期间,台湾地区的人权若遭受侵害,要算谁的责任?理论上,应是日本殖民政府负责,但民进党一手主导的条例却刻意排除“日本统治时期”。试问,促转条例既涵括日本统治的最后两个多月,又为何要完全规避整个日治时期?

其次,中华民国宪法之施行,是在1947年12月25日;但促转条例第五、六两条却出现了“确立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威权时期违反自由民主宪政秩序”等内容。其间落差,便产生了一个问题:所谓“自由民主宪政秩序”到底意指为何?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国共内战。严格而论,这一内战状态一直持续了数十年;即以最严格的标准,将国共内战期限界定为至1949年底国府迁台为止,两岸仍有四年的时间是在中华民国政府主政下兵连祸结。这段动盪时期,国府在大陆对共党或异议人士的人权“侵害”,恐亦不在少数。试问,这些人或其家属及后人,能否向中华民国政府求偿、并要求道歉?

在宪法颁行后,仍历经了1948年颁布实施《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1949年的《戒严令》、1987年的解严、1991年的废除《临时条款》,以及1992年的“终止战地政务”。这些法令,各有其背景和适用范围,如金门、马祖的战地政务,比台湾的解严晚了足足五年,在认定这段时间的“威权受难”时,不必加上地理因素吗?

《促转条例》的特异史观,最大的问题就是导致“主体不明”。若是以“地”为主体,当以国府接收台湾起算;若是以“宪政秩序”为主体,当以行宪日起算;若以民进党认为的“威权统治”侵害主体,则应从《临时条款》或《戒严令》之颁布日起算。民进党一心想把这些威权相关法令炒成一锅大杂烩,却不知,这样的大杂烩让人难以下嚥。

类似的问题,也存在于《党产条例》中。但党产条例主要锁定国民党,所涉及对象比较有限;而《促转条例》的规范对象包括威权受难者、加害者、相关资料证物持有者等,牵涉不可谓不大。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促转条例》成立的“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就拥有极大的行政裁量空间,甚至可以转型正义之名剥夺被认定为“威权资料与证物”的私人财产,如此集行政、立法与司法大权于一身,全民皆可能受其侵害。“促转会”势将变成一头“促转怪兽”。

民进党内出身法界者不少,竟写出这样一部悖离法学常识的法律,令人骇异。而且,对这样一部攸关重大的法桉,行政部门却毫无对桉。这凸显的,其实不是蔡政府的无知,而是民进党的贪得与忘形,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将民主法治全抛在脑后。民进党近期这种违反民主、法治的例子比比皆是,它除被讥为“资进党”,也该称为“民退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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