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庆余:国民党要靠“经国牌”站起来?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前主席朱立伦、马英九、连战、吴伯雄、洪秀柱出席“经国先生逝世30週年纪念大会”。(风传媒)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前主席朱立伦、马英九、连战、吴伯雄、洪秀柱出席“经国先生逝世30週年纪念大会”。(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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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庆余/来源:风传媒)

蒋经国逝世三十年,期间国民党迭有纪念,但以今年最声势浩大,不但展开多项暖身活动,週年纪念大会更是从连战起六位前后任主席全员到齐。这一方面要藉蒋经国促进国民党团结,二方面想利用蒋经国民气拉抬国民党民气。但蒋经国在历任总统中虽然最受怀念,怀念他的最大理由却是“安定”“亲民”,而不是国民党人自称的开创民主及终结威权。蒋经国一生的是非功过也仍多争议,甚至是毁多于誉。更不用说蒋经国不等于国民党,他特有的“悟今是而昨非”“勇于告别过去”风格,远非国民党人裹小脚式的狭窄格局可比。国民党要靠“经国牌”站起来,恐怕事与愿违。

台湾民主得来不易,且已经过三次政党轮替,为何至今“独裁者”蒋经国还会受到怀念?原因之一可能是“人死为大”,民众“看到的”蒋经国与“知道的”蒋经国远远不成比例。二是大多数民众的民主洗礼不足,突然过渡到民主(这点特别要感谢李登辉继承了“独裁者”衣钵却勇于成为“民主先生”),不习惯民选总统的表现;尤其李登辉之后的历任民选总统治国能力“每下愈况”,缺乏领袖气质,很难让多数民众尊敬。

领袖是需要培养的。一般父死子继的独裁政权,领导者都受到长期培育;即使李登辉由政务委员到副总统,也受到蒋经国考核培育。而这些“治国”必经训练,扁马蔡都没有,因为他们都是成长在非民主时代,不是离权力太远(即使同样是当蒋经国祕书,马英九仍与宋楚瑜的“亲炙天威”不可同日而语,无法像宋学到蒋经国的“亲民”及“勤政”),就是在野党缺乏影子内阁传统,致使他们只知努力“如何选总统”,不知“如何当总统”。

但蒋经国最受怀念的“亲民”,主要是当行政院长、总统之后的表现。在此之前,除了赣南时期带有苏联宣传气息的“亲民秀”外,从上海打老虎到台湾当特务头子,蒋经国都是肃杀严厉、杀人整人不眨眼,充满挫折、权力斗争与随之而来的迫害、复仇。台湾50到70年代的白色恐怖主要就是他的杰作。1957年卜少夫写《蒋经国浮雕》,已说“人们对于这个名字既是恐惧,又不喜悦”,所有的“坏事”都会与他发生联想。

数不清的“坏事”,例如孙立人事件、吴国桢事件、雷震与自由中国事件、尹仲容贪污寃案(抢夺陈诚经济权)、吴振瑞“金碗”案(打击宋美龄爱将徐柏园,抢夺金融权)等,都是蒋经国的报復与夺权。甚至争风吃醋,如为顾正秋而对付任显群、为徐露而对付王叔铭、为旧怨而对付表亲王正谊,蒋经国也毫不避讳。其中只有孙立人事件,蒋经国是迫害配角,如孙一九八八恢復自由后,接受媒体采访说:“下令制造孙立人事件的不是陈诚及蒋经国,而是蒋介石,二人只是帮忙陷害。”其余蒋经国都是迫害主角。连攀诬孙立人的郭廷亮案及攀诬雷震的洪国式(假匪谍案)、刘子英案,也是由蒋经国下令炮製。

(事实上孙立人事件,蒋经国也未必是配角。翁元《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即谈到:“父亲(蒋介石)毕竟相信自已的儿子(蒋经国),儿子能运用自己培植的力量,破获孙立人案,让美国人(架空蒋介石)的阴谋落空,儿子的功劳厥伟,自然对他言听计从。”配角能运用自己培植的力量如阮成章等,单独炮制孙立人、郭廷亮之类牵连广泛的大案吗?当然不能!)

在一党独大的党内争权如此,压制党外民主力量的崛起也如此。70年代众所周知的郭雨新落选事件、许信良中坜事件等,这些国民党疯狂作票案,同样是蒋经国亲自下令。高雄美丽岛事件及林义雄家灭门血案,蒋经国亦脱不了干系(后来的江南剌杀案,蒋经国则没有直接关係,特务权已分别交由属下及次子掌管);而也正是发生了林家灭门血案,美丽岛案一干人才得以“死里逃生”,虽然“一网打尽”,却没有一个受到外传蒋经国预备的死刑判决。

蒋经国会对党内异己及党外民主运动,手段如此肃杀,与他对民主的观念密切相关。美国学者艾伦·怀丁一九五五年访问他,他说:“在亚洲,一党专政是唯一的统治办法。政工丶特务、救国团,被共匪(他把反对者都称为共匪或中共同路人)攻击最厉害,美国的误会也最深。但唯有如此,才能反共。只要中共存在一天,我们就永远没有(即“不容许”)民主。”蒋经国对外国重要人士的难得坦白,说明了“民主”并非他的本意,台湾的民主纯粹是意外(党外力量的“愈挫愈奋”令他意外)及他晚年心意改变(为跟上“民主第三波”潮流及自我救赎)导致。

关于蒋经国的心意改变,我在1992年的《两个国民党》一书中论述甚详。“两个国民党”意指生命后期的蒋经国、李登辉及他们的追随者为一个国民党,郝柏村、连战及之前的蒋经国等为另一个国民党。我该书第一章“蒋经国的最后功业”,细数蒋经国1986年以后的开放改革,备极肯定。而且我是海外第一个(1986年)指出蒋经国要走向改革的人,当时海外朋友包括许信良都不相信,只有陶百川当面盛赞我有知人之明,并对我说他不久前由台返美前夕,私下见了蒋经国,蒋的意思正是准备推动改革。

而我为什么对蒋经国的“改变”如此激赏?我在该书序篇《蒋经国盖棺论功过》(写于1988年1月蒋经国葬礼前三天)一文表示:

“江南事件以前及以后的蒋经国判若二人。86年倡议党内外沟通及默许反对党成立;87年积极展开六项革新议题,并加速推行他的本土化政策(如解严、解除报禁党禁、充实中央民意机构、说他已经是台湾人)。这两年的蒋经国,人性善良及和解的一面表露无遗。他的死亡会让过去最反对他的自由派人士觉得是一大损失,完全在于他此一时期的贡献。”

“一般政治人物越老越昏瞆,自知死期已近时更是万念俱灰。蒋经国却不屈不挠的与死神搏斗,所做的都是准备泽及后世的事。菜根谭说“声妓晚景从良,一世之烟花无碍。”对于蒋经国的最后评价,必须不能忽略这点。比起毛泽东晚年的倒行逆施及蒋介石的死不认错,蒋经国算是“犹有黄花晚节香”了!”

蒋经国能“悟今是而昨非”“勇于告别过去”。身为蒋家政权一批扈从的人却不知悔改,甚至“择恶固执”,把改革当成虐政,把转型正义当成清算斗争,把修改刑法增列敌人罪及拘提共谍同谋当成威权复辟,或以前反共,现在倾共,以前只敢偷偷摸摸叛国,现在竟然明目张胆叛国。这样对不起蒋经国,还想靠“经国牌”站起来,不是太异想天开、开蒋经国及全体台湾人玩笑吗?难怪国民党举办蒋经国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蒋家一个人都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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