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冷战来临与香港政治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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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袁弥昌

随着美国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国防战略和特朗普首份国情咨文相继出炉,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或特朗普主义(Trumpism)亦逐渐成形:中俄两国被重点招呼自然不在话下,美国亦得以摆脱反恐战的泥沼,回到大国争霸道路上,总算是求仁得仁。尽管人们只倾向将特朗普与民粹主义画上等号,但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外交政策实际上是美国自冷战结束后,甚至是二战后最大外交转向,其重要性不可等闲视之。由此可知,美国此等外交转向定必对香港政治带来相当影响,笔者希望藉本文初步探讨可能出现的变化。

“历史终结论”正式终结

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导言中,一开始已道出该战略为一种以实际结果而非意识形态为指导的原则性现实主义战略(a strategy of principled realism),这无疑是对美国冷战后一贯外交政策所作出的重大修正。这修正主要是基于两大观察与发现:(1)20年来那一种建基于与竞争对手(主要是中俄)接触(engagement),并将其纳入国际机构与全球商业体系,使她们成为良性的国家和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的前提的政策,其前提很大程度证实是错误的;(2)美国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是无法强加给别人的,也不是进步的必然结果。简单而言,这两点观察可说是美国对冷战后人们趋之若鹜的“历史终结论”的否定,同时反映美国在冷战后以“历史终结论”和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方针和战略的破产。

美国既然认清了其措施非但未能改变中俄这些修正主义大国,反而被她们将计就计,一面利用现今国际秩序的好处,一面又削弱其原则,一步一步从体制内削弱这秩序,并且企图塑造一个与美国价值观与利益相对立的世界,所以美国就不用再与中俄客气。因而在国家国防战略的导言中,明确指出长期战略竞争再度出现(reemergence of long-term strategic competition),当中“长期战略竞争”与“再度出现”明显意指冷战。由此可见,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后的中美“凉战”(Cool War)至今已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一场新冷战。

冷战体制及总体战态势

不过与上一次美苏冷战不同,美国清楚中俄这次是有备而来,很多手法与措施是专为反制美国而设。在这些手法面前美国亦承认现正使用的板斧有不少不足之处,难以与中俄抗衡。例如在国家安全战略中便指出,美国的竞争对手愈来愈擅长在低于公开的军事冲突的门槛下,及于国际法边缘与美国过招——这些对手比美国更能灵活和快速地整合经济、军事,尤其是信息手段以达成其目的,同时懂得利用精密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以结合其行动。她们亦远较美国及其盟友有耐心并懂得蓄积其战略得益,因而大部分时候都能取得最大效果,却不会引起美国直接军事反应,并慢慢形成一个更有利的新战略现状。

所以美国意识到必须为这种竞争做好准备,并且指出自身一大战略盲点或缺陷:美国往往以二元方式看待世界,即国家不是处于和平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两者只能有其一。但实际上新型竞争却是一种不分和战的持续不断斗争,而美国这一观念缺陷却早被中俄所深谙:根据美国的经验,重新掌握这些观念与战法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回复到一种冷战体制及总体战(total war)态势,这样美国才可重新掌握政治战争(political warfare)的观念与法则。

因此无论在国家安全战略或国家国防战略中,美国均点名批评中国由地缘经济到所谓的“锐实力”(sharp power)的一系列做法,指中国利用经济上的利益与惩罚、“影响行动”(influence operation)与暗示性的军事威胁,以劝诱其他国家跟从她的政治和安全议程。面对这种举国性的长期战略,及横跨所有层面的国家力量(all dimensions of national power),美国认识到只有联合国家的所有机构,才有望如中国般施展出横跨所有层面的国家力量。无论从格局或手段来看,一场新冷战早已展开。

新冷战的来临意味着阵营之间必然是壁垒分明。以前香港在冷战中属西方阵营,现在在新冷战中属中国阵营,这是没有选择的,亦很难想像一个阵营会容忍自己的地方受到对手的侵扰与干涉。去年习近平访港后,香港的政治气候与发展与这种需要大致上脗合。

泛民历史角色的终结

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为何港人和香港政界对新冷战来临好像浑然不觉。这当中一方面是由于香港政坛长期为意识形态所支配,不谈意识形态改谈现实主义可能谁也不会。更重要的是,现在回顾起来,奥巴马时代其实是一个过渡阶段:直至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前,西方国家还以为西方自由主义依然所向披靡,于是便出现了自由主义过度扩张(liberal overreach)问题,过度扩张得连自己后院起火都懵然不知。而在香港,随着政改争议日趋激烈,这种自由主义过度扩张现象在香港亦日益明显,且不说外界多次有传中共领导人之间存在重大矛盾,令无论是西方或香港民主派都乘机放手一搏,因此占领运动可算是西方和香港民主派在香港的最后一个意识形态攻势,之后便无以为继。

另一方面美国在其国家安全战略和国家国防战略中,明确指出美国不会将其生活方式和价值强加给别人。这种去意识形态化的转向,很可能会成为香港政治的“游戏颠覆者”(gamechanger),有望为香港带来新的政治形态。其实早在占领运动开始时,泛民瞬间被学生夺去运动领导权,已了解到泛民已是强弩之末;之后泛民便一直江河日下、进退失据,印证了上述自由主义过度扩张之说。而现在美国停止输出其意识形态,改以现实主义作为其外交政策基础,则令泛民的历史角色有被终结之虞:西方自由主义退潮,美国政经体制及其价值的优势与吸引力均大大褪色,今后泛民除了抓住中央与港府过失之外已没有什么可以凭藉,前景堪虞。

当然,随着泛民的历史角色有可能终结,事实上建制派一贯角色亦可能因而终结,或至少需要一个大转变。目前港独与自决派已被DQ(取消资格),被拒之议会门外,加上中间派再不存在,令一大班中间选民及放弃了建制和泛民的选民群龙无首,已形成一个巨大政治真空。不过建制派一日无法进出这个真空地带,一日只会令这些选民在没有选择下重投泛民怀抱,变相在为泛民延续其政治生命。因此建制派有必要发展出相应的进步建制派,以进出该政治真空,吸纳当中选民。

须懂得在欠选择下寻找出路

正如在金融方面,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早已成为国家的一门利器,港人与香港是没有选择余地的。所以即使是本土主义也好,亦应该专注于追求香港的独特性与多元性,而非以空泛的自决或港独来应对当前状况。事实上香港的问题可能是港人一直以来(以为自己)有着太多选择:争取民主不成就争取港独;港独不成就争取自决;不喜欢中国就喜欢西方;感到绝望就乾脆移民。从来没有好好想过在没有选择之下如何制订策略、如何为香港寻找最佳出路。可知道世界上绝大部分人是没有这些“选择”的。如今新冷战降临,各阵营壁垒分明,是时候考验港人在欠缺选择与退路的情况下如何现实地筹划自己与香港的未来,令香港可走出一片天。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全球政经硕士课程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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