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评:民粹咆哮 港独也变不了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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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杜耀明)

加泰隆尼亚自治区前主席普伊格蒙特(Puigdemont)上月在德国被捕后,西班牙政府以叛乱、煽动叛乱及不当使用公帑3项罪名要求引渡他回国受审,但本月初为德国法院所拒,因他被指叛乱的行为在当地并无犯法;而第三罪则仍待审理,现正保外候审。

德国法院网开一面,是因为德国法律与多数自由民主国家看齐,叛乱罪是惩处要胁或使用武力以破坏共和国体或改变其宪政秩序的罪犯。尽管普伊格蒙特去年组织独立公投,以至加泰议会发表独立声明,但从来都限于和平行动,并不符合定罪要求。

反观防范纳粹思想及组织复辟,德国却是异常严厉、不遗余力。任何人在德国传播、制作、储存纳粹党宣传物品,或通过网站媒体存放供公众取阅的话,可判监最多3年。不要说否认纳粹屠杀犹太人,甚至只是公开使用纳粹党旗帜、党徽、制服、口号等亦会得到同样惩罚。

港独强如纳粹要向德国取经规管?

4年前一名德国人觉得有少数族裔血统的女儿受官方歧视,为表达不满及唤起关注,把纳粹年代亲卫队首领希姆莱(Himmler)身穿卫队制服、胸挂纳粹党徽、手缠纳粹臂章的肖像放到网上,下面又引述希姆莱说话,结果被政府控告。法院裁定他使用反宪法组织的符象罪成,判入狱4个月并罚款1050欧元。不过犯案人认为自己只是借用纳粹头子肖像,比喻政府官员歧视少数族裔,目的是引发公众讨论,到头来竟受罚,不啻是剥夺他的言论自由,因此上诉欧洲人权法庭。

但上诉本月初被驳回。欧洲人权法庭认同德国从严处理违规者,是要防止纳粹组织或他们追求的违宪想法死灰复燃,并为保政治安宁,所以尽力避免任何纳粹符象和宣传物品公开流传,免让海内外人士有丝毫错觉认为德国要走回头路。

法庭又指出,任何经历过纳粹恐怖日子的国家难免认为有特别的道义责任必须与纳粹暴行划清界线,因此定立刑事条例禁止使用纳粹符象,维护政治和谐并避免纳粹主义复辟,自有其历史因由。法庭在断定政府是否有迫切社会需要干预言论自由时,都会以德国独特的历史经验为重要考虑因素,因此最后裁定德国干预言论自由的手段与目标相称(proportionate),是民主社会所必须,所以维持原判。

京官粗略看过上述判案新闻报道的话,或会心生遐想:只要借用同样观念,把“港独”定为如纳粹主义一样的传播禁忌,那么港独一事岂非可以不分言论和行动,也不分武力行为还是“和理非非”,一概可由法律彻底取缔,自此消失于无形?

把港独与纳粹主义相提并论当然是不伦不类。纳粹主义种族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最新估计达1500万人;若计算三大轴心国策动二战而导致约7000万军民死亡在内,受害总人数高达8500万。同时,纳粹主义的丑陋和恐怖之处在于其意识形态宣扬国家权力至上,其组织不择手段更以暴力为尚,行事完全罔顾宪法,践踏公民权利。

20世纪唯一可与纳粹较量的只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黑皮书》(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指共产主义在20世纪杀害了9400万人,未免言过其实;但即使撇除“水分”,若包括人为错误造成大饥荒的灾难后果,因独裁统治而非自然死亡的总数亦以数千万计。

因此若借用德国的立法观念,避免重蹈覆辙灾难重演,应首先针对宣扬个人独裁的思想和组织,以至文化大革命那类宣传物品和符象,均须禁绝使用以防微杜渐,也向国人宣示不走回头路的决心。对于港独疆独藏独台独之类,亦如德国一样,就由刑法伺候,只要涉及恐吓或使用暴力即属违法;若有恐怖主义成分,当局更可果断执法。更何况主张港独者已被褫夺参选议会资格,当局又何须夸大其词,把他们也认为没有未来也不为港人取信的港独思维,奉成无法抵御、法力无边的巨兽,再引为以言入罪的借口?

向欧洲人权法庭取其精粹

要把港独与纳粹等量齐观,看来非常牵强,但欧洲人权法庭确有不少地方值得借镜,不要因限制纳粹符象流通而弃其精粹。首先是认定言论与行为有别,行动由刑法规管,而言论自由是表达权利,受国际人权公约明文保障。欧洲人权法庭每案例必申明言论自由是民主社会基础、是个人自我实现的前提,不单无伤大雅的资讯和意见可以发表,令人震惊或困扰的想法也可提出,才符合意见多元、互相包容、胸襟广阔的要求,否则民主社会便无从说起。也因此,法律对政治言论或公众事务讨论的限制绝无仅有。上述德国案例即使受到绝无仅有的制裁,但法庭的论述始终把纳粹符象看作言论,只是被合法禁止的言论。

其次,言论自由并非毫无边际,但任何干预言论的行为必须符合人权规范。欧洲人权法庭定明任何合法干预,必须按照法律受民主社会所必须的限制,以保障国家安全、公共秩序、其他人的声誉和权利等公共利益。其中“民主社会所必须”一句两义,指手段须与目的相称,不容滥用规管,并且确实是回应社会迫切需要。

7年前欧洲人权法庭审理来自匈牙利的申诉,申诉人配带五星徽号出席公众集会,被指公开展示代表极权统治的符象,抵触当地法律,控罪成立。人权法庭最后裁定上诉得直,因为五星徽号不一定代表极权,不能等同那些违禁宣传,而匈牙利政府立法禁制也不是回应社会迫切需要,因无法证明有任何政治运动正追求恢复共产党独裁统治,便订立刑法禁止展示五星符象,实有堵塞言论之嫌。

可见法庭不会政治先行,把某些言论曲解成不是言论,再摒诸言论自由保障范围之外。相反,司法正路是具体探讨那些言论所受干预是否合法合理,即把议题放到司法论述框架下逐项考量干预的法律依据、是否符合社会迫切需要和公众利益、手段是否恰当,才最后定夺。因此港独言论应否管制,当然值得探讨,但理性讨论的话,必须参照现行司法论述的人权规范及其核心价值,逐点回应。否则横空杀出一句“港独(言论)不是言论”那类“白马非马”的悖论,然后众声喧哗纷纷表态,以民粹反应向政府施压,怎会是祟尚言论自由的香港所喜闻乐见呢?

其实欧洲人权法庭对民粹政治早有忠告:“法律制度是为满足公众感受而限制人权的话,并不算满足了民主社会认许的迫切社会需要,因为社会的判断必须保持理智。否则的话,岂非说言论和意见自由要受制于大声起哄的人(heckler's veto)。”

(作者是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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