拷问特区政府 青年问题只是青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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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香港01网站

源于修订《逃犯条例》的“六月浪潮”,令香港陷入回归以来最严重、最撕裂的政治冲突。特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进退失据,完全无法掌握民情,彻底暴露管治失效的问题。随着修例工作实际上告一段落,各界亦要逐步冷静下来,并为香港重新出发献计,但真正的考验是,港府能否准确为香港的问题把脉,继而对症下药。

在修例一役中,年轻人的反对声音特别响亮,部份甚至参与武力抗争。此刻恐怕没有人会否认,一股焦躁、怨愤和无奈的情绪正在青年之间弥漫。正因如此,无论政府官员、部份立法会议员、大学校长,还是宗教领袖,都对青年问题表达关注,彷佛这就是社会问题的全部,但何谓“青年问题”,他们却未能说出个所以然—有人归咎通识科令青年思想激进,有人认为他们精力过剩无处发泄,也有人断定他们受泛民“煽动”,因此逢政府必反。事实真的这麽简单吗?

上述认知并非全错,但显然犯了在脱离脉络的情况下,抽空地看青年问题的毛病,实际上只是瞎子摸象。从世界各地的经验可知,青年群体的能量最大,最懂得利用各种形式表达自身感受和不满,他们的情绪总是最快、最有效、最集中地呈现出来。换句话说,我们虽不能说青年困局是社会困局的全部,但起码是个缩影,两者无法脱鈎—假如青年困局解决不了,社会困局也解决不了;反过来说,若不触碰社会困局,青年困局亦无从下手。

可惜的是,特首林郑月娥至今仍然无法让人相信,她已经深刻把握青年和香港的双重困局。在上周二(7月9日)的记者会上,她承认从“占中”到修订《逃犯条例》的过程中,看到市民的不满其实反映社会有一些“深层次问题”,强调应该找出这些问题的症结,对症下药。然而,没有失忆的人应该记得,她其实早在2017年7月1日的就职演说中,已声称“明白年轻一代对前景的迷惘”,而特首有责任“找出事情的症结,更宏观地为香港谋划出路”。

管治精英须断对症 社会问题才是根本

事隔两年,这位号称“好打得”的特首,竟然还停留在“寻找问题症结”、而非“解决问题”的层次,其管治思维之滞后、管治能力之低下,令人摇头叹息。我们不禁要问,如果连特区首长也对香港整个格局欠缺辨识能力,那麽,执政团队内的其他官员会有多窝囊?就连香港面对什麽问题都不清楚,管治危机又如何化解?

香港的问题千头万绪,纠结于政治冲突的表象,根本无助治癒沉痾。对此《香港01》多番强调,主权移交以来的连场冲突,其实源于社会经济出了大问题—由于受到外部及内部各种因素影响,本地经济结构逐步失衡,利益分配严重不均,社会资源一面倒向商界倾斜。在这个大气候下,青年因上流机会大减而心怀怨怼,导致政治激进主义发酵,并透过街头政治的方式宣泄出来。

深层结构矛盾不除 港青继续深受其害

港青面临的困局惊心动魄,而这实际上折射整个社会的问题。就以升学、就业为例,出身基层的莘莘学子进入大学,便开始背负沉重学债,在“起跑线”上处于劣势;离开校园后,亦不见得前景光明—香港经济结构高度单一,金融及房地产等行业垄断,创新科技等新兴行业并不发达。由于产业结构固化,许多传统行业的职位,特别是中高层的位置被少数精英阶层占据,导致年轻人难以“上位”。有学者曾整理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数据,发现自1997年至2015年,大学毕业生收入的平均数,仅由14,250元(港元,下同)增加至18,583元,如果扣除通胀,增幅更只有7.5%。

林郑月娥上任后,公屋轮候年期屡创新高,楼价亦不断上涨,各种楼价指数一再破顶。即使年轻人有不错的际遇,取得不俗的工作职位,但在扭曲的楼市面前,只得沦为“楼奴”,根本没有余裕创业,从而释放个人潜能。

同样严重的是,花了大半生时间“供楼”的打工仔,只能依靠被基金公司榨取的强积金勉强过活。倘若政府无法确保市民“老有所养”,他们在年轻时便难以放胆追寻梦想,只能为了“生存”而营营役役,担心日后悲哀终老。

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求学、就业、置业,还是退休,年轻人的人生轨迹充满不必要的障碍,因为现行利益结构早就把他们排除在外。正因利益分配不公,正因深层次结构矛盾严重,他们才会因前路茫茫而满肚子怨气,继而采取激烈的方式抗争。

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如此尖锐,任何有识见的政治人物,都知道政府不能够继续采取鸵鸟政策。我们要拷问政府,为什麽明明坐拥巨额储备,却一再拒绝推行大学免学费,以及全民退休保障?为什麽明明手握《收回土地条例》这柄“尚方宝剑”,却一再拒绝从地产商手上收回闲置土地,继而广建公屋,为青年解决住屋问题?我们亦要拷问政府,为什麽只懂以“派糖”纾解民怨,而非撼动不合理的社会经济结构,扭转商界垄断、大众利益备受漠视的局面?

林郑须效法麦理浩 大刀阔斧推动改革

香港需要一个勇于抛弃“大市场、小政府”逻辑的政府,尤其需要一位具强大领导力的政治领袖。乍听起来,这好像不着边际,但在香港历史上,其实珠玉在前。

还记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香港面临房屋、教育、贪污等深层次结构矛盾,再加上内地难民涌入这个外因,解发了1966年的“天星骚动”,以及1967年的“六七暴动”。值得注意的是,参与这两场大型群众抗争的人士,许多是看不到前景的年轻人,但当年的港英政府并未单纯地视之为“青年问题”,而是就整个社会遭遇的困局,进行全面检讨。在这个基础上,于1971年至1982年期间出任港督的麦理浩,展现了令人赞叹的魄力,包括落实十年建屋计划、开发新市镇、推动九年免费教育,以及成立廉政公署。正因这些具前瞻性的改革,香港的社会面貌才焕然一新。

林郑月娥与其漫谈“搭建沟通平台”这些搔不到痒处的废话,倒不如至少做到效法回归前的麦理浩,展现胆识和魄力,以极具前瞻性的视野,领导社会向前迈进。若当局拒绝挑战既得利益者,拒绝促进社会的公平,为包括青年在内的全体市民,建设一个幼有所长、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的美好家园,那麽青年的焦虑、怨愤和躁动,总有一天会再次爆发。

林郑月娥宣布修例工作“寿终正寝”时,要求社会给予政府机会和时间,刻意摆出一副和解的姿态。但这种和解必须是积极进取、有建设性的,断断不能是“和稀泥”,企图蒙混过关。所谓以小见大,我们希望港府适时“更新”管治思维,认清“深层次结构矛盾”才是问题的本质,明白到若不直视社会困局,青年困局便难以解决。有了正确认识后,还要以无比决心撼动不合理的、倾向既得利益的政经结构。否则,香港只能继续空转,永远无法跨步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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