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危机的三个观察

台湾经济日报社论文章称,由反修订“逃犯条例”引发的香港动乱迄今已两月有余,未见消弭,甚至还有扩大之势,对香港作为中国及全球核心金融中心的地位,冲击之大,影响之深远,不言可喻。更令人担忧的是,无论香港特区政府及北京执政当局似乎对整个形势从何以爆发,何以扩大蔓延,何以造成官民及警民之间出现裂痕甚至相互敌视,似乎都还没有清晰的头绪,以致整个香港社会弥漫着普遍且强烈的挫折与悲观情绪。

这里,让我们尝试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作一些深层次的观察与分析。

首先,必须看到香港特殊的人口组成与社会结构。香港从来是一个移民社会,主要来自中国大陆。在中国历史上,政局每有动乱,必然导致人口大批往南迁徙。1842年香港割让给英国之后,由于殖民地对内地动乱的隔离作用,香港更成为大批难民之所倚。历代积淀下来的香港居民,普遍有三种共性:一是强烈的不安全感,特别渴望安全与安定;二是疑惧及反对来自大陆的政治影响;三是不同时代的移入者来自不同地方,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乃至政治认同未必一致,难免出现隔阂、摩擦与矛盾。1997年回归之后,香港接纳内地移入者每年5万,迄今22年,已有超过百万之众,占目前香港总人口700余万的七分之一,当然也存在不容忽视的社会融合问题。这就更不必说近年来开放自由行大批内地游客对香港社会与民生所产生的复杂效应了。

其次,香港特殊的产业结构与财富分配。李嘉诚一代可以白手起家,说明社会阶层没有固化,上下流动性畅通,但当前再无此际遇,年轻一代对力争上游完全没有期待。主要原因与香港畸形房地产政策下的高房价有关,香港政府之所以坐视此等政策,一与财政收入有关,二与既得利益阶层有关。近年来,从占中黄雨伞运动开始到目前反修例抗争,年轻一代参与者众,反映的即为深沉的世代矛盾。

第三,当然也要从政治的治理角度观察。“一国两制”的制度创新坦白讲没有问题,事实上,如何面对主权与治权的同时回归,恐怕在政治理论与现实上也无人可以有第二个答案。邓小平能提出“一国两制”的方向、理念与框架,应该说,已经尽到了他的责任。但“一国两制”毕竟只是一个大框架,这个框架模式要如何细部设计,摸索修正,妥善操作,就应该是后之来者的责任与挑战了。后之来者,既包括北京执政当局,也包括香港特区政府。

具体地说,一个完整的香港“执政体系”,包括从中共作为执政党内的港澳小组,到港澳办到中联办,再到特区政府,都必须精准掌握到“一国两制”的理论精髓,同时又能切实深入理解香港特殊的人口组成、社会结构与财富分配,以及香港不仅一向是全球金融中心,同时也是国际政治与情报博弈中心的政治现实,才有可能在面对困难与复杂度远远超过一般政府治理的形势下,妥善驾驭。明显的,这个体系中从各层领导到中坚干部甚至到与香港社会接触的一线官员,对其素质能力的要求均应远高于一般体系。只可惜,回归之前,还有如许家屯、张浚生等具备相当政治智慧的官员,回归之后反而不复见矣。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火山之爆发,都是长期能量持续蓄积到临界点之后的喷放。反修例只是导火线,导火线未点燃之前,火山只是一座安静的火山,但内在的矛盾能量却在持续蓄积,待导火线一燃,即一发而难以收拾了。

外部势力介入是必然的,但它是末,不是本。本是长期积累沉淀的各种深层次问题,须追本溯源才能根治问题,舍本逐末,是回避现实,逃避责任,非大智慧、大有为政府所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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