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次问题—— It's time for action, no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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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

作者:周永新

为了走出目前的困局,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于9月初提出4项行动,其中正式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得到的效果等于零;委任两名新成员加入监警会,也看不到有什么作用;而拒绝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证明自己违背了七成市民的意愿(见《明报》9月16日报道〈林郑4招七成半人不收货当中71%称“最低限度”须独立调查〉)。

特首上周落区与市民对话,总算打破过往与“自己友”闭门会面的形象,但一问一答只是各自表述,难说是一场对话。更糟的是,发言者诚意有加,特首却诸多回避。日后几场“社区对话”,特首若仍没有实质答案,恐怕踏出的一步,最终还是回到起点。

什么是香港的深层次问题?

特首解困的四招中,还有一项有待讨论,就是政府拟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和学者研究香港的深层次问题。什么是香港的深层次问题?这方面,其实社会早有共识——

第一,是土地供应不足,公私营房屋都异常短缺,港人的住屋状况每况愈下,而市民为了解决住屋的需要,负担愈来愈重。但土地和房屋短缺这深层次问题,也只是一种表征,问题背后还牵涉一连串更复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短期内不容易解决。

第二,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相比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资本主义社会,香港的财富和收入分配都极度不平均。香港能够维持相对的社会稳定(除了近几个月的暴力冲突),主要是倚赖政府大力推行的社会服务制度,基层市民的生活因此得到保障,且有余力培育下一代。不过,只要政府的社会服务政策稍有失衡,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均所造成的伤害,便很容易表露无遗,成为市民积怨的根源。

第三,自1984年中英两国签署《中英联合声明》以来,香港的政制发展长期成为港人争拗焦点,也严重分化和撕裂港人。1988年,市民为了争取在立法局引入直选议席,开展了第一场抗争行动。自此,每逢到了立法会和行政长官选举,选举方式和相关议题都出现激烈争拗,多次引起游行和抗议,且把港人带进对立和撕裂的深渊。可见,这个政制发展死结一日未解开,香港难有安宁可言!

深层次问题背后的根本成因

以上所提的深层次问题,借用现今术语,是构成香港现有困局的root cause,其他社会问题由此衍生出来,包括:近年出现的“劏房”现象、年轻人欠缺上流机会、政党争斗不断、政府得不到市民支持等。这样,是否解决了这些深层次问题,表面的社会问题便会消失?这又未必。因为若然深入地看这些深层次问题,实在不难发现背后还有一些更根本的成因。这些根本的成因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自回归以来,社会在不知不觉中出现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中央与特区关系的转变、世界大环境变化带来的转变、港人生活方式因科技急速发展而出现的变化,最后是港人价值观念的转变。

以上所提的转变或变化,未必意味港人必然放弃旧有的一切,例如港人的家庭观念及待人处事的方式,孝敬长辈和仁爱清廉仍普遍受到重视。但在时代变迁之下,新一代着重的,离不开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根本的转变,也深深地改变了市民对政府的期望、改变了年轻人对美好和理想生活的想法、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方式,也改变了港人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终极目标的看法。就是这些转变,使以上所提的深层次问题,现在都较以往更难解决。例如收入不均,是否有了最低工资,差距便可接受?答案是否定的,因港人现在要求的,还包括一个公平和符合公义的分配制度,这样贫富悬殊的深层次问题又怎可轻易解决?

深层次问题的研究有作用吗?

现在特首煞有介事地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和学者研究深层次问题,真的有作用吗?首先,关于香港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等问题,无论是大学学者、不同政治背景的智库和基金,甚至是规模较大的政党,过往都曾进行了不少有价值的相关研究,建议多可供政府制订政策参考之用。就是政府本身,在曾荫权出任特首的年代,每年曾拨款2000万元供学者进行公共政策研究之用。

到了梁振英年代,这笔拨款由中央政策组负责管理,而笔者是当时审批委员会的主席。5年间,委员会可动用的款项超过1亿元。到2017年笔者离任时,已完成的项目有40多项,我们于是举办研讨会,由完成项目的学者汇报研究结果,并邀请负责政策制订的司局长和有关官员出席。遗憾的是,参与的官员寥寥可数,出席的也不见他们热中于与学者讨论。我的结论是:香港其实不乏公共政策研究,问题是政府根本不重视学者所做的,也从来不认真看待研究的成果。官员的态度不改变,更多的研究也没有用。

政府不重视研究,可举土地供应作为例子。2017年特首成立的土地供应专责小组,在咨询过程中曾大量搜集有关土地和房屋供应的资料,及深入探讨市民的意见。而团结香港基金(上周又有新建议) 及其他民间关注组织,也发表了几份极有深度和参考价值的研究报告。笔者真的不知道,政府还有什么土地和房屋供应的问题必须邀请专家和学者来研究?政府若然仍要研究,市民只会觉得政府在拖延时间。

政府不重视公共政策研究

至于贫富不均的问题,回归以前已有不少相关调查。记得在董建华出任特首的年代,有一次与学者见面时,笔者提出有50万打工仔(外籍佣工除外)月入不到5000元,说明香港确实有不少穷人,而董建华也同意政府必须多做扶贫工作。到后来成立策略发展委员会,开始关注“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淤塞的问题,于是做了一份关于年轻人向上流动的研究报告,结论是政府应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求学和培训的机会。这已是10年前的事,其后也有不少跟进研究。特首若然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仍然不足,真不知到了何时,政府才认为自己掌握了足够数据?

关于港人价值观念的转变,香港大学和中文大学的研究中心过去多年都有定期的相关调查,分析愈来愈细致。只要政府留意这方面的报告,对市民的心态、国民身分的认同、价值观念取向的转变等,都应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政府若然仍要研究港人的心态,只证明自己对市民价值观念的转变,一向都是蒙昧无知。

这样,特首仍要邀请社会领袖、专家和学者进行研究吗?笔者的看法是:现在政府需要做的,是即时行动,不是研究(it's time for action, not research)!

(作者是香港大学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荣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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