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痛在痛仍未落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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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波

1月16日,当第二批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奔赴武汉调查的消息传来时,大家对于之前似乎还很平静的武汉新冠肺炎逐渐有所警觉。我爱人曾忧心忡忡地问:是不是真的SARS要卷土重来了?没有经历过2003年SARS的我(2003年我正在国外留学)还是满不在乎地安慰她:怎么可能?SARS的学费不可能白交的,国家和地方肯定都有及时响应机制的,再说经过SARS后疫情灾情数据已不可能隐瞒。。。。。直到20日钟南山院士在央视公开了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而且已有医务人员被感染,我们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和可怕!

出国求学前,我的本科和硕士都在位于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完成。3年前我回到了母校,当年的学子荣幸地变成了今天的经济学教授。我不但在象牙塔里与青年精英们教学相长,也获邀主持了不少武汉与湖北政府的经济发展研究项目。武汉无疑已是我的第二故乡。

由于家在上海,我侥幸没有直面新冠肺炎的残酷凌虐,但是从各种渠道传来的信息让我感到毛骨悚然,悲痛不已。曾经繁华的武汉一夜之间变得萧索肃杀,本该充满祝福的新年充斥着求救的信息。我们在惊骇之余,不免悲愤。为什么政府的在疫情抬头的关键期没能及时反应?为什么“尽收尽治”没有及时提出与落实?为何作为中部城市治理标杆的武汉,在疫情爆发至今组织上仍然不尽如人意,封城之后社区的服务功能几近瘫痪?大家都在质问,我们需要搞清楚这些问题的症结所在。作为一个在武汉工作并参与政策咨询的学者,我提一些粗浅的观点,供大家讨论。

第一个问题是目前反思中最为焦点的问题。若是武汉对疫情初始就反应及时,也不至于惹下目前的塌天巨祸。不过从目前能获取的信息来看,武汉市政府乃至湖北省政府似乎并未故意隐瞒,这一点从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12月下旬前来武汉调查就证明了。要说两级对来自一线医院的警报不重视也不尽然,已故的李文良医生在接受采访时还说他被卫健委叫去问话是元旦凌晨3点多,因为卫健委当日凌晨还就不明肺炎在开会。但是为何面对着逐渐涌起的病情,社会公众却在一月份的前半个月既没有收到潜在警告也没有看到病情数据更新?政府的“维稳”、“和谐”的思维惯性固然难辞其责,但是国家卫健委从专家组的第一版诊断标准、到迟迟不出的检验确诊报告再到“不会人传人”、“有限人传人”的论断,恐怕无论从专业上还是体制上都应该负担主要责任吧?要明白,他们不光是学者,还代表着中央政府的权威机构,他们的论断不是简单的专家意见,更是决策依据!在此我不想臆测卫健委专家做出错误判断的个人原因,但是“维稳”心态和来自一线医院信息阻滞肯定影响了他们的判断,继而影响了整个决策。其实面临潜在的疫情,应当具有上到政府下到百姓的适当恐惧,而不是盲目的乐观。因此,我们需要重新检视卫健委的信息系统,使得来自一线医院的信息能够及时有效地反映,此外对待潜在传染病,专家们应明确以“戒慎恐惧”为原则形成意见,而不应考虑专业之外的因素。顺便说一句,当下大家群情激愤地指责武汉为何迟到1月23日才决定封城,笔者倒是觉得这是事后诸葛亮的意味了。要知道,即便SARS最严重的时候,我们也未封过一座城市!所以武汉在拥有抗疫自主权后第一时间就决定封城,从应对上来说对于疫情向全国的蔓延起到了重要的抑制作用。大家可以查一下,即便在1月22日左右卫健委的专家们都还不认为这次新冠肺炎会比SARS严重!

如果说专家建议过于保守和乐观使得我们失去了对早期防疫情防御的黄金机会,那么“尽收尽治”措施的迟缓出台和落实则是目前疫情以空前速度恶化的主要原因。武汉为何没有及时“尽收尽治”?客观来说,连钟南山院士都承认没有意识到病毒的强大传染性,武汉乃至湖北两级政府就更不可能在封城后就明白“尽收尽治”的重要性。此外,武汉也面临着许多无奈的硬约束。首先,在2月以前武汉所有相关医护人员外加全国支援来的医疗队仅1.1万人不到,对付已收治的病人都已力不从心。其次,武汉当时的医护装备已然告罄,类似于武汉7院等医院的医护人员甚至只能在没有基本防疫装备的条件下救治病人。再次,传染病房的设立有较高的卫生安全标准,如隔离密闭性、通风系统和下水道的净化等,并非仓促间就能靠征用普通建筑就可以增加收治病房的。举例而言,目前停泊在日本名古屋的钻石号游轮已导致200多人被感染,而导致大规模传染的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游轮的中央空调!因此,没有及时尽收尽治的问题并不主要出在政府,而是在于我们缺乏医疗防疫的战略储备,也缺乏医务人员面临紧急公共卫生事件时的供给弹性。因此我们应该建立良好的防疫物资储备制度:国家应该在各省建立战略防疫物资储备,以核心城市无重大疫情时的单日最大防疫装备消耗量的10倍为标准存储。这样即便某个中心城市突然爆发疫情,本省储备可确保数天的消耗,有了这个宝贵时间各省的防疫储备物资也能及时送达,全国的相关产能也有了相应提升的时间。此外,类似于预备兵役制,非传染方向的医护人员也要进行传染病防治的基础性培训,使得重大疫情爆发时有足够多的医护力量能够及时补充。

那么,如果说对早期疫情的轻视和爆发期以后没有及时做到“尽收尽治”这两大问题的主要责任不在武汉政府的话,那么封城后对防疫的各项应对措施的低效落实,则是武汉各级政府毫无疑问的重大责任。大家从各种信息渠道都能了解到武汉封城之后市民们的遭遇,尤其是许多社区无法为病患提供任何帮助最为令人诟病。以社区为隔离管理单位的武汉,更需要社区及时有效的服务。但是我国的社区,尤其是内陆地区的社区,基本上只能提供日常的基本服务和管理,根本没有接受过防灾防疫的培训,又缺乏特殊时期的志愿者招募和管理制度,导致下沉到社区的防疫任务很难展开,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加重了疫情对武汉的打击!武汉的市、区政府在救护、医疗、生活物资的调配管理以及各部门之间的垂直与水平协调上也没有为封城隔离做好准备,导致抗疫措施执行效率低下,市民怨声载道。承平日久,武汉,乃至全国,从上到下对于(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基本无认识!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和推广日本的危机管理经验,制定明确的危机分级应对和管理措施和机制,尤其是重视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危机防控培训。此外,也要加强社区志愿者的体制建设,为危机时刻准备好足够的后备军。

逝者长已矣,生者当如斯。为了生者不再重蹈覆辙,上千逝者的悲惨教训绝不能淡忘,思痛在痛仍未落定时。

(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光谷自贸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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