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美国不再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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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时报》

作者:王崑义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已经超过120万人遭到感染,而美国更是成为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这对当初武汉封城时,幸灾乐祸预期疫情可能加速工作回流美国的政客,恐怕要大失所望。尽管美国一些政客还是把新冠疫情之害怪罪于中国,但并无助美国疫情的控制,所以许多人已经开始期待美中能够合作,而不是浪费时间继续争论病毒起源于何处。

曾经提出“修昔底德陷阱”、“美中必有一战”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新近的一篇文章已经改口说,结构性冲突决定了美、中必然是无情的敌人,但是应对新冠病毒需要双方成为亲密的朋友。也就是在当下,美国紧迫的挑战不是来自中国,而是自己的失败。因此,美国需要在三个关键领域与中国开展合作,包括资料、诊断及公共卫生措施、生物医学研究领域中的基础研究和转化研究等层面。

对于一个从历史结构理论来探索国际关系变迁的学者,能在面对疫情的残酷下改变自己的观点,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这种现实就像他研究的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描述的,古希腊雅典和斯巴达长达20几年的战争,雅典最终的失败应该是先败于瘟疫,而后才是战争。在雅典城邦中瘟疫使得内部大量公民与士兵死亡,其中包括了统治阶级的少数精英。国家损失了高级领导人才,进一步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所造成的政权危机,这是雅典最终战败的因果。

因为瘟疫所造成的后果是,人们的恐慌往往比瘟疫本身更可怕。这从瘟疫与人类文明互动的关系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古代,无论东西方社会,人类谈疫色变,每当瘟疫来临,人们要嘛弃城而逃,要嘛归罪于某人或某群人,或某种神秘不可知的力量。这样所产生的后果是可怕的,这可能形成集体无意识,或是群体被疯狂的偏见所左右。前者造成了某地区文明的衰落,甚至是终结;后者催生了可怕的愚昧,甚至是畸变。

古代面对瘟疫所造成的情况,跟现在欧美国家所面对新冠疫情的态度基本上差不多。特朗普先前怪罪于“中国病毒”、国务卿蓬佩奥不断地诋毁中国抗击疫情所做的努力,以及后来美国情报单位举报中国隐匿疫情的数据等,但这些都无助于美国疫情的控制。毕竟,瘟疫的控制主要是取决于应对瘟疫有效性的社会政策。尤其是执政者对突发应变事件採取的政策,通常会影响民众对疫情态度的走向,包括集体无意识或集体的疯狂行径。

还好,现在特朗普政府对疫情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向,无论是主张保持社交距离,流感与新冠病毒的对比,以及疫情完结的时间点上,他最近一段时间的前后表述有很大不同。尤其是特朗普肯建议民眾出门戴上口罩,以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健康与安全,这就让不习惯于戴口罩的美国民众,可能从个人主义转向接受集体主义;而纽约市长白思豪向全世界发出求救信息,说“纽约正处于一场大灾难当中,帮帮纽约”,他还强调,没有一个州能供应他们所需的医疗物资,直言目前纽约的情况已然崩溃。

所以,新冠疫情让美国低下头来向世界求救,也让世界看到美国不再伟大,这正合乎中国所认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诉求,在休戚与共的人类社会,合作势必成为疫后世界最高的正义。而美中若能打破地缘政治的隔离与对抗,携手合作共同抗疫,这才是在这场新冠疫情浩劫后的人类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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