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券如何刺激台湾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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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台湾《经济日报》

经济日报社论

台湾行政院昨天慎重其事地宣布刺激消费的振兴券措施。苏贞昌院长将振兴券定名为“三倍券”,希望透过每人支付1,000元,换取3,000元的消费券来促进消费。使用方式有:纸本,可到邮局缴钱、领取或网络预购再到四大超商领取;另外是电子支付、电子票证、信用卡等都适用,须先上网绑定,消费3,000再领取2,000,自7月1日起数位绑定及纸本券预购开始,7月15日可正式消费,12月31日消费终止。

看完行政院官员洋洋洒洒的说明,直觉就是振兴券的使用方式太繁杂,行政成本太高,启动太晚,政府花的钱太少,效益不太高,仍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回顾蔡政府的振兴方案当初取名“酷碰券”,来自于英文的Coupon,其实就是折扣券,所以打的算盘就是要民众花3,000元,换得1,000元现金的折扣概念,小里小气,就是缺乏积极刺激消费的诱因。而且舍不得直接发放现金给民众,更不想被拿来和马英九的消费券相提并论,总是在折扣的框框里打转,格局上就已自我限缩。而当初规划只限行动支付,看似前瞻进步,其实实质上就是排贫、排弱、排乡、排老,当然遭到各界的严厉批评,也难怪纾困以来就让蔡政府的满意度掉了近10个百分点。

因此,蔡政府最后必须推出无所不包的四种方式,太繁琐是显而易见的。数位(行动支付、电子支付、信用卡)和传统(纸本)都适用,看似兼容并蓄,适合多元的台湾社会,其实是让民众更眼花撩乱,无所适从。因为一开始就必须四选一,不能混搭,也不许中途变更,有所不便。而且纸本消费券还要民众到邮局排队,将重现大排长龙的落后景象。尤其领取纸本的大多是老、弱、穷、乡族群,要他们先掏腰包缴1,000元,再领3,000元振兴券再消费,有点强人所难,极可能导致弱者折价转卖给其他人,而不去消费,振兴的效果都被替代掉了。而纸本实体券最小面额为200元,不能找零,不适合小额消费,连民间的礼券还不如。

也因为繁杂,所以三倍券的成本必然很高。纸本的印制成本和消费券一样,但因事先无法预知民众选择的使用方式,纸本消费券必须多印许多,超过排队领取的部分最后必须作废而浪费;而且弱势民众的消费券可能被盗用或被仿制,防弊成本只会更高。

民众自己要负担1,000元,有如健保在缴纳保费之外,看病时还要病患支付挂号费和部分负担一样。众所周知,健保的部分负担是避免民众为赚回保费的成本,而拼命看医生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把这种防弊措施套到振兴经济上,似乎有点怕民众振兴经济过头的味道。

太晚,则是民众普遍的直接感受。纾困特别条例和特别预算到4月才提出,酷碰券的规划更晚,而且原始设计缺陷太多,左思右想才提出三倍券的方案。且明明已经将近七周零确诊,已经跨越三个半的潜伏期(14天),经济活动还要到6月7日才能解封,振兴券竟然要到7月才开始申请,迟至7月15日才能开始消费,真是吊足了受困业者的胃口,更是贻误振兴经济的良机。尤其电子支付、行动支付、信用卡根本就不受疫情影响,早就可以开始付诸消费,何需等到疫情结束?

政府花钱太少,是指政府只打算花费500亿在刺激消费上面,占蔡政府纾困特别预算4,200亿元还不到12%,可谓微不足道。更何况相对于各国振兴经济的经费至少数十兆台币,更是小巫见大巫。

因此,经济部表示预计可创造千亿元的经济效益,扣掉行政成本以及民众付出的200亿和政府的500亿,其实净效益顶多只有300多亿而已,说成“三倍券”未免夸张。反过来说,如果三倍券效益真那么大,政府何不改为六倍券,也就是民众花1,000,可刺激消费6,000,可带来2,000多亿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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