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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流血冲突后的政治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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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唐晓东

今年6月下旬,加勒万河谷(Galwan River valley)的战斗逐渐被印度主流媒体淡忘。这并不是说这场造成20名印军死亡的战斗不重要:时至今日,印度各地仍时不时冒出些“悼念烈士”的纪念活动。但总的来说,在不断肆虐的新冠疫情下,以及席卷北印度五个邦甚至已经杀入首都新德里的蝗灾面前,加勒万河谷的风波也难以再掀起什么风浪了。

对于北京和新德里的媒体人士来说,“中印冲突”永远是最喜欢的标签,稍稍编纂些前沿动向的稿件,就能激发起国内民众的鹰派或复仇情绪。在社交网站上,任何一段短视频只要加了“中印战场实况”,不论真伪都能为上传者赢得爆发性的点击量。这意味着虽然战斗结束良久、主流媒体焦点已改,但加勒万河谷的战争回响却还在继续。

面对印度国内对战争的回响,解放军固然在对峙中以狼牙棒、无人机监控和重炮阵地证明了自己的控制力,但中国终究不希望见到战事升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放任局势升级会证明北京在南亚的投射力低下,即便解放军或可借向印度北部喜马拉雅山山区的西姆拉(Shimla)推进等方式取得战术胜利,但这种战术胜利仍意味着战略失败。

幸而,一两次战斗的结果对于中印间的大势终究影响有限。北京与新德里之间的政治、经济的紧密联系仍将让局势转向可控与平稳。

反华潮流未止

对印度国内来说,“抵制中国”在短时间内几乎成了一种时髦且高尚的风头。在6月21日,印度北方邦的阿格里尔(Aligarh)就有10名学童以“为烈士报仇”、“给中国一个教训”的名义翘课,一路向北,并在高速公路上被警员劝回。

无独有偶,上周日(6月28日),加尔各答的Zomato公司也遭遇了“爱国”风波。由于这家号称“印度版大众点评”的企业得到了中国蚂蚁金服公司的融资,在加勒万河谷一战后,该公司就有十几名外卖送餐员宣布辞职,并在公司门口高喊“中国人正在用我们的钱杀死我们的士兵”等口号,号召加尔各答人不要用该公司的服务。目前,约有数十人响应。

必须承认,在6月15日的冲突之后,中印之间的经济环境确实遭遇些许影响。环顾印度全境,外界可以发现,一些印度民众或把中国产电视机丢弃下楼,或在自家商店前焚烧成堆的中国商品。一些印度高层官员也带头呼吁关闭在印度的所有中餐馆、出售中国食品的商店和酒店。但这与印度民间怂恿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当局要展开的经济打击可能有点差距,和全印度贸易商联合会(CAIT)呼吁的“抵制500多种中国制成品”也大不一样。

事实上,到6月下旬,中、印之间最大的经贸风波,可能仍在货品清关层面上。而这场“枱面之下”的冲突,已经给印度相关产业人士带来了不安。

爱国主义背后的实际考量

根据中、印之间的外贸人士披露,从6月18日开始,从孟买、钦奈等地开始,印度最大的几个港口和空港先后出现中国货品清关遇阻的局面。譬如在钦奈,当地海关中断了对中国货物的清关,在场的已清关货物也要百分之百开箱检查。到26日,这一措施扩散到孟买:孟买港所有中国货物的入境申报单都被锁。时至6月底,印度官方仍未给出明确说法。海关当局只对进口商表示,中国货物的清关将出现延误,但未给出理由。印度中央税务部门也表示,并未发出限制中国货物的指令。

当然,中印之间的行家们大都清楚,这场货物清关遇阻的风波与6月15日的边境冲突多少有些关联。只不过,面对突如其来、缘由不明的清关中断,最先遭到当头一击的,却是印度本土制造业。譬如印度首富安巴尼(Mukesh Ambani)旗下JIO电信公司从中国订购的多个集装箱的货品都在钦奈被扣。

由于钦奈是印度进口电信零部件、医疗设备和汽车零部件的重要枢纽,这使得JIO的遭遇成为印度科技企业无米下锅的一个缩影。到6月下旬,印度出口组织联合会(FIEO)、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代表IT硬件制造商的资讯技术制造商协会(MAIT)、手机行业游说机构印度蜂窝与电子协会(ICEA)等已联名给印度商务部和财务部写信,要求立即停止对中国货物的完全审查。

显然,尽管印度的零售业人士会要求“抵制中国”,但同期的《今日印度》、《印度时报》等媒体也正确指出,新德里如若“抵制中国”,其代价是不堪设想的。

当下,印度在原材料和成品供应方面对中国的依赖度仍然太高:印度约45%的电子产品、90%的手机零部件、65%至70%的成药中间体、三分之一的机械和近五分之二的有机化学品自中国进口。虽然印度可以在公路建设和铁路建设等领域将中国排除在外,但这将带来一定的代价,并可能危及印度的经济增长。此外,印度各邦也可能不会团结一致地突然抵制中国的产品和投资。这使得新德里方面的抵抗可能从一开始就结束了。

“不存在对抗”的大局

由于解放军一侧的军事态势可能较印军占优,莫迪和印度军方都认为,即便使用军事力量,也只能恢复现状,更不用说印度的政治高层和印军都已经贯彻了“不愿改变对峙现状”的精神。这使得中印在此次风波中的胜败其实早已确定。如若印军试图在若干地域采取蚕食策略,那么印方更可能要面对己方行为带来的局势升级。

说到底,中国在中印边境的总体态度仍是“西线无战事”,中方自2013年斗拉特别里奥地(DBO)“帐篷对峙”以来,一直主张印方不应在西部边境一线修建设施,一俟印方拆除相关工事,中方就迅速结束行动。

然而,印方修建达布克-什约克-斗拉特别里奥地公路(Darbuk-Shayok-DBO Road),以及在2019年8月将包括印控喀什米尔的拉达克地区“国有化”的行为,连续从战术和战略上引起了北京的不满,也让新德里的知识份子不得不开始担忧当地军情与新形势叠加后的危险。印度《电线报》(the Wire)等媒体就认为,印方若加剧在拉达克一线的行动,那么它就会招致中巴联合行动,遭遇两线作战的风险就愈来愈大。

在印方看来,解放军发动进攻的路线已不止一条,其中最具操作性的莫过于沿阿里地区前出,直插喜马偕尔邦的西姆拉、达兰萨拉(Dharamsala)一线,并沿北印度平原前往印度腹地。除此之外,中方更可以对印军展开“降维”打击:譬如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的电子战能力可以遮罩并破坏印度陆军和印度空军的通信、命令与控制、情报、监视侦察、天基定位、导航和计时系统。这也是印方担心的危险。

经2017年洞朗(Doklam)对峙之后,随着中印高层的频密接触,莫迪政府一直在调整对华策略,以求双边关系新突破。与北京的“西线无战事”类似,印度观察家也一直在复读印度驻华大使唐永胜(Vikram Misri)所作出的“印中在南亚地区不存在对抗”的论断。对新德里当局来说,中印之间的主要问题与次要问题在当前全球新冠疫情、贸易战、经济增速放缓的大环境下已十分明显。新德里在发展经济等问题上的客观要求仍是真实的。因此,新德里一侧在边境纠纷上的立场是不会轻易转向激烈行动的。

印度身为世界大国,长期以来秉承印度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国父”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信条:“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这也是印度一有机会就尝试在各种场合下展开对中国等大国追赶的原动力。但对新德里来说,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可能也不止一个,而这个答案显然不可能是同1962年一般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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