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大选后,是社会融和的开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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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时报社论

谁都没有想到,11月3日的美国总统大选,短兵相接到如此的程度;提前投票的人数至10月30日时已达8千4百万,就3亿3千万的全美总人口数而言,确实令人难以想像。但无论最后胜选的是谁,都必须弥合人民之间的政治伤口,而其中最重要的,则莫过于“社会融合”(social inclusion)的民主重建工程。

一个富庶、民主的美国,曾经是几个世代以来,美国历任总统与人民所共同追求的梦想国度。21世纪的前20年,政治对立与种族冲突,其实只是表象,真正的问题,当在于社会最深层的贫穷问题。对于美国社会长期存在的这个问题,两位美国学者极清晰详尽的现实描述,可以具体呈现出“后疫情”时代的问题本质。

其一,在2014年着作《逃亡:一个美国城市的逃犯生活》(On the Run:Fugitive Life in an American City),Goffman从居住在费城的非洲裔青年,以及居家所在周围地区的视角,探讨贫穷、少数族裔社区里面有过多的警察(over-policing),以及“黑穷青年”的拘留恐惧。本身是白人女性的社会学者,Goffman从自己刻意制造的“街头偶遇”开始,然后透过认识与结交,慢慢隐身溶入整个在地社区的社会空间,进而了解“剪不断,理还乱”的犯罪与社区、种族与文化、族群与警察的关系。

其二,针对类似的贫穷主题、但更宏观的扩及到“穷小孩”和“富小孩”的世代,在2015年《我们的孩子:陷于危机的美国梦》(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的专书,哈佛大学的社会科学家Putman探讨的是,两极化社会阶层的美国小朋友。他的研究角度是:家庭、父母工作与亲子教育、乃至于小孩居住的社区,以及其周边生活环境;而他在政策层面上的研究观察则是包括: 经济环境、愈来愈低的工资、以及变动很大的文化改变。

如果归结两个长期存在于美国社会的重大问题,这其实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在大选之年,全美新冠疫情肆虐之下,已经持续超过半年、具有高度政治意义与投票倾向的黑人平权运动,让共和党和民主党原本就竞争激烈的大选,更突显出前述的问题。

多元主义的美国总统制,以及国会两院的政府体制设计,曾几何时,出现如此重大的贫富悬殊问题。重要的是,就算知道问题的情势极其严峻,历任美国总统却还是提不出有效解决的因应对策。

对于既是社会问题,是经济问题,当然是政治问题,甚至也是种族问题的所谓“社会吸纳/融合”(social inclusion),学者Petri Koikkalainen强调的是四个层面:购买财货和劳务能量的“消费”;参与具有经济和社会价值活动的“生产”;涉入地方性决策或理性决策的“政治接触”;以及尝试整合家庭、朋友、社区的“社会互动”。

简言之,社会融合的关键字有三:参与(participation)、涉入(involvement)、以及整合(integration),而想要做到如此,需要的是民主决策过程当中,多元群体的吸纳。而所谓的“多元”,则包括种族/文化、教育程度、经济收入、城市乡村、工作职业、宗教信仰,乃至于政策议题的不同态度立场(堕胎、同婚、拥有枪枝、地球暖化、封城/重启、口罩标志、多元性别认知)。而社会融合只是通往民主治理深化和所得分配改善的一把钥匙。有了这把钥匙,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但没有这把钥匙,不论谁当美国总统,都很难从政党对立与人民冲突的泥沼中,抽身而出。

此外,传统上,解决贫穷问题,达到“所得重分配”的政治目标,所必须采取“累进课税”的政策工具,在美国的现实政治世界,已经恐怕变成是一个不可能的政策任务。由于共和党从1980年雷根总统以来,减税政策措施,已经蔚为党的大政方针,并已经和民主党加税做出明显的选票区隔;而柯林顿(1992年到2000年)和奥巴马(2008年到2016年),两位民主党总统的执政期间,就算知道是选票支持之所在,却也无力改善逐渐恶化与贫穷相伴而生的社会阶级问题。

美国的政治学者Dahl,于1961年“谁统治(美国)?”(Who Governs?)的提问,在一个甲子之后的美国总统大选,因为疫情与经济的关系,种种在政治上的并发症,涌现而出,深不见底。因此无论是共和党或民主党的美国总统,选举过后任何的施政作为,在短期间,恐怕都是治丝益棼。然而就长期而言,回顾过去美国民主政治的发展韧性,在政治纷纷扰扰与经济起起伏伏之后,历史告诉世人,政府的能力和人民的智慧,或足以因应当代的政经与社会之钜变。而吸纳多元群体,重视不同意见,也将是大选后的美国,重振旗鼓的新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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