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尊重多元声音 才是大国应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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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观点

正当欧美多国疫情仍然肆虐,最先爆发疫情的中国在一年后大体恢复常态,但疫情的教训毕竟非常深刻,值得国人在常态之中反思当时的种种不正常状态,藉以吸取教训。《香港01》记者上月重返疫情首发地武汉,访问了因出版《武汉日记》而备受争议的作家方方。

方方曾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属“体制内”作家。去年年初武汉封城后,她从1月25日起每天撰写日记,记录封城期间的所见所闻和心路历程,直到3月25日为止。原本,没有人关心她写了什么,但4月份其日记将要在海外出版的消息传出后,舆论便出发现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些人觉得出版未尝不可,毕竟这是多元表达,另一些人则觉得方方向西方“递刀”,对其做法有所保留。

所谓“递刀”论,归纳起来有两种:一种相对有逻辑,即西方对中国本来就有偏见,加上疫情确实首先在中国爆发,而湖北官方又确实曾经疏于应对,出版等同向急于向中国追责的西方提供证据;另一种则毫无理性可言,认为出版有违“主旋律”,为了制止出版,上纲上线,指责方方是“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甚至泄露方方的住址,“组队去武汉杀人”。

狭隘民族主义不可取

第二种说法显然是情绪式反应,而有这种反应的人,估计也没有细心读过《武汉日记》。日记虽然提出批评,但其实相当温和,记载了食物、宠物、睡眠、朋友之类的生活琐事,也写有在武汉建立灾难纪念碑之类的感性内容,很难联想到作者是在挑战国家利益。按照方方受访时的说法,六十篇日记旨在实是求是,“希望政府能保持常识以及期待追责,如此而已”。

迄今为止,日记仍然无法在内地出版,或许是因为极左舆论和部份“宁左勿右”的官员阻挠所致。但他们应当思考,多元声音是否和国家利益必然有冲突。正如方方所说,如果“连对个体的同情都不能表达”,可能“让西方读者认为中国的言论空间这么狭窄”,更严重甚至会令人质疑中国“作贼心虚”,这又是不是另一种“递刀”?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曾经令中国政府和人民手足无措,但凭藉官方逐渐采取有效措施应对,加上人民愿意牺牲短期自由,中国最终克服了考验,这是了不起的治理表现。但一个国家的成就,是否只能以赞美去论证,而不能经受得起批评和质疑?任由脑袋充斥狭隘民族主义,动辄上纲上线,对于中国社会思潮的蓬勃发展,不见得有任何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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