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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者治港”制度化 社会多元须妥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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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报社评

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讲述“爱国者治港”原则,提出要完善相关制度,特别是有关香港选举方面的制度,不容少数“反中乱港”分子进入特区政权机关。香港经历了反修例风暴,中央要将“爱国者治港”制度化,夏宝龙谈的是大方向大原则,港人只知中央将主导这场“大手术”,整个政治游戏规则将会重写。香港是一个多元开放社会,当年邓小平提出,“港人治港”以爱国者为主体,为包容不同政治成分和观点留下了空间,现在中央的说法,不再有“主体”这一表述,夏宝龙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未来这个“混一色”制度,如何保障香港社会多元开放,不会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情况,需要小心处理。

爱国标准再定义

“清一色”不是好事

过去两年,香港政治变化翻天覆地,由反修例风暴、《港区国安法》,到现在的完善“爱国者治港”制度,中央处理香港的思路,有了根本转变。“反中乱港者出局”、不得进入政权机关,既是中央的基本立场,亦是一国两制的红线。 上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听取特首述职,提到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一国两制才能行稳致远。最近内地官媒一再开腔,强调香港存在制度漏洞,“爱国者治港”原则未获充分贯彻,必须调整,把选举作为国家安全核心因素予以考虑,确保香港特区政权任何时候都掌握在爱国者手中。昨天夏宝龙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是一次明确宣示,香港将有一场制度大手术,中央将会亲自操刀。

1984年,邓小平提到“港人治港”有一个界限及标准,就是“必须以爱国者为主体的港人”治理香港,“爱国者”标准有三,一是尊重自己民族,二是诚心诚意拥护祖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三是不损害香港繁荣和稳定。昨天夏宝龙也有提到邓小平的“爱国者三标准”,惟同时指出,这一论述是重点针对香港回归前的情况而言,“界定的标准很宽泛”,言下之意,当然是这数十年间香港社会出现了很多变化,1980年代大多数香港市民支持回归,港独没有市场,跟最近几年“港独”冒起坐大的情况,不能相提并论。夏宝龙的发言,可以视为中央对邓小平“爱国者三标准”的再定义再诠译,同时亦是将标准收紧。

何谓“爱国”易生争议,夏宝龙一边以对比方式,突出“爱国者”与“反中乱港者”的反差,强调“黑暴”、“揽炒”和“港独”分子一定不属爱国者之列,另一边则尝试从正面定义,提到“真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尊重和维护国家根本制度和特区宪制秩序”、“全力维护香港繁荣稳定”。香港社会多元多样,夏宝龙强调,“爱国者治港”,绝不是要搞“清一色”,即使部分市民对内地、对国家存在各种成见和偏见,中央的态度也是理解和包容的。根据夏宝龙的说法,只要这些人与“反中乱港”分子划清界线,一样可以积极参与香港治理。

早在1984年,邓小平接见一批赴京港人,亦曾说过“清一色不好”。中央重提“不搞清一色”,有助减少香港社会的疑虑情绪,至于在选制大手术后的香港,会是什么模样的“混一色”,夏宝龙未有详谈;中央在动手术前,如何听取香港各界意见,会否以类似《港区国安法》的立法方式,由人大常委会直接为香港度身订做,暂时亦不清楚。中央看待“爱国者”这个概念,是否采用简单的排他法,不是“反中乱港者”就等于“爱国者”,还是要满足多一些条件才算“爱国者”,对未来香港的政治空间,将有深远影响。

当年邓小平谈及“港人治港”,提到治港的人,更多应该是“能够持平的人”,“也要有右派”,“包括骂共产党的人,香港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维持安定繁荣”。邓小平此一说法,可以视为“以爱国者为主体”落实港人治港的一个注脚。时移世易,中央认为要重新诠释爱国标准,“港人治港”表述,由“以爱国者为主体”,直接变成“爱国者治港”。“主体”两字之差,意味香港政治生态将收紧到什么程度,需要密切留意。

坚持一国维护两制

“一收就死”必须避免

根据夏宝龙的说法,中央看待“爱国标准”,有两个层面,一是针对一般人,一是针对身居特区政权架构高位的人,前者采取“最低标准”,门槛较低,后者则有更高要求,需要有“一国”大局观,坚持原则敢于担当,实际就是敢于跟破坏一国两制的行径斗争。这某程度反映,中央认为香港的政治斗争,未来一段时间仍要持续下去。

一国两制是香港唯一活路,一国原则要坚持,两制亦要维护。中央提出要将“爱国者治港”制度化,并会主导这个过程,港人当然希望这场大手术后,两制仍然可以有广阔的空间。香港是一个多元社会,一个开放度、包容度够高的政治制度,有助维护社会的多元性,无论中央和港人,相信都不希望香港出现“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的情况。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中央强调“爱国者治港”之余,同时亦要慎防出现政治投机一类问题,勿让既得利益以“爱国”作为掩护,妨碍香港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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