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选举制度”对香港未来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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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

作者:林朝晖

全国港澳研究会举行以“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落实‘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为题的研讨会。研讨会上,港澳工作小组副组长、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讲话,全文已于日前见报,社会上的解读和讨论甚多。本人当天也应邀就“如何修改香港选举制度——防范激进势力进入治理架构”发言,解释了个人认为当下香港必须修改选举制度的原因,以及改革方向建议。全文稍后将会在研究会全文刊登,在此不再重复阐述。

本文想集中对过去一周多,社会对中央政府有意推动选举改革的担心及质疑,分享一下个人的看法。

第一,研讨会的主旨发言后,不少泛民主派参政者立即对“爱国者治港”的标准提出各类质疑,其中不少将焦点指向了两点:首先,对“爱国者治港”中要求维护国家及香港利益、尊重及不损害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等的内容,担心是否从此不能提出异议和批评。其次,“支联会”常委能否参选的问题。

相信上述两个问题是不少港人所关心及担忧的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夏主任“讲话”中多次强调“爱国者治港”是老调重弹,并不是新要求。根据多位港澳事务主要官员的说明,当中也提及,中央对参政者与对香港社会大众的要求,截然不同,对进入治理架构的参政者有较高的要求及准则。最起码我们可以清楚的是,今天的制度改革,或早前一系列的选举资格审查手段,针对的更多是意图宣扬独立、或是意图颠覆整个制度的参政者。如果硬要把“讲话”的内容诠释成不允许批评政府,并不准确,也不排除装作听不懂。

不论是讲话内容,以及不少学者解读也强调“老调重弹”。我们值得后退一步,重新审视泛民主派人士与中央政府从回归前至今的互动,一直与中央存在的默契,是来自多年来各持的政治底线;接受香港制度上存在政治反对派,也接受民间各种政治活动;以及在过去多届特首连任问题上,也不乏垂询香港本地泛民主派人士意见。多年来,泛民主派对政府及国家的批评不绝于耳,国家一直的政治底线仅是“反对外国势力干预”及“不可颠覆国家政权”。

然而,这个默契逐步因着种种原因被打破;“政制改革”也停滞不前。近年泛民主派中的政团及政党逐步失去领导社会政治光谱一端的能力。一方面由于泛民主派的缺少政治论述,欠缺内部改革动力;一方面也受限于选举制度“大选区比例代表制”的影响,都导致泛民主派势力萎缩。本土激进势力骑劫了多场政治运动,对泛民主派也穷追猛打。笔者看来的是,泛民主派人士不会对激进本土的行径全盘接受、照单全收,但也缺少政治承担,愿意与激进或煽动港独势力分庭抗礼。今天在笔者看来,不论最终选举制度改革方案如何,改革的方向大概是为防范激进势力进入治理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变相为多年来缺少勇气的泛民主派,提出了“早该提出的事”。

第二,社会上也有不少人认为此次选举改革只为提高“安全系数”;就连不少建制派人士皆沿此思路,希望“贴中”改革内容。因此不少建议提出将直选议席划分“18区”,或功能组別中引入“委任议席”之类做法。

笔者认为不宜表面地理解此次选举制度改革,纯粹追求“安全系数”;或低估了中央政府对是次改革的前瞻性;打破“建制—泛民”长期的政治僵局才是重要部分。如何让议会回到务实、议会有自我更新能力、对政府管治方向有自我纠错能力,才是首要考虑。众所周知,若单纯追求安全系数,有更有效、更一步到位、更安全的做法。

相反,明确“爱国者治港”标准是参政者的最低要求的同时,中央主动承担政制改革的责任,在很大程度上是要求未来的政府、议会及“地区性参政党”,应该把问题集中在处理香港深层次矛盾问题提出洞见。选举之争理应是一场管治理念之争,政治反对派只会仍然存在;完善选举制度为的是改变当前香港的政经格局,让选举主要裂隙(Political Cleavage)焦点落在经济民生等发展及社会福利议题之上。笔者先在此埋下伏笔:即使选举改革方案,表面上是所谓“建制阵营”占有绝对的三分之二优势;但也绝不宜简化看成铁板一块;相反的是,笔者认为其中部分议席若然有效传递国家意志、超脱香港本地既得利益势力,这能够对未来香港政治竞争过程中,不论哪个政治阵营寻求执政或管治过程中,形成不可回避的重要关键中间力量。

中国共产党作为社会主义为纲的国家执政党,对当下香港新自由主义下主导的“一国两制”管治问题早有感悟,青年发展及社会分配不平均等问题更是休戚与共;对于香港缺乏有识见的管治人才,社会精英乐于成为既得利益者、缺乏承担的状况,更是看在眼内。但无奈的是,过去多次的政制改革,始终未能成事。制度落后于形势;每次政改讨论最终都演变成社会事件,或有种种借口否决制度向前,其中是非因由,相信北京方面了然于胸。

世上没有制度是完美的,也没有制度可以不变的道理。中央当下主动根据《宪法》履行监督香港政治制度运作的责任,微调香港选举制度,旨在改变政治格局,缓解社会撕裂,改变民心、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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