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拥西非强兵 六度连任的乍得总统何以战死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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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香港01

作者:周萱

4月20日,非洲国家乍得(Chad)掌权逾三十载的强人总统代比(Idriss Déby)在前线“御驾亲征”时被叛军击杀,而前一天选举委员会刚宣布他以近八成支持率赢得第六个任期,如此戏剧化的情节让这个少为人知的国家走进人们视野。此次乍得叛乱的源头来自何处?另外,乍得作为美法于西非反恐的重要盟友,反恐军队实力之强域内少有,总统为何沦落到前线战死的地步?

此次乍得的变局来得猝不及防。该国2008年在法军帮助下平息了第二次内乱后,境内已无有力叛军势力,中国商务部2020年底出台的投资指南也形容该国局势趋稳。再加上近年西非恐怖主义抬头,而乍得作为相对安稳之地,在美法支援下训练出一支域内少见能跨境反恐的力量,可见其军队有一定实力,对付叛军组织理应不在话下。

而此次起事的叛军“乍得改变与和谐阵线”(Front for Change and Concord in Chad,FACT)成立不过五年,以乍得以北的利比亚为据点,主要招募乍得北方提贝斯提(Tibesti)山区游牧民族高兰族(Gouran)。其人数并不算多,外界估计军力不过900人至1500人。

乍得4月11日大选时,FACT趁机袭击了其北方边境的一个选举票站,并穿过荒芜的北方沙漠迅速向南推进。乍得军方4月17日前去阻拦,与叛军于中西部交火,声称以五人死亡的代价击毙300叛军,法军也帮助空中侦查,看似局势尽在控制之中。军官出身的代比4月20日放弃了预定的胜选演讲赴前线视察,想必也是对局势颇有把握。不过叛军趁机袭击代比成功,这位时年68岁的强人因负伤过重一命呜呼。

但究其根本,虽然北部叛军此次得手有偶发性,但也有必然性,其体现了乍得近代数次内乱中的主要因素,即民族矛盾,这在乍得过去一直以不同形式上演。而乍得乱局之中的未来走向,又因区域内恐怖主义升温的大环境,蒙上了不详的阴影。至于如何解构乍得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问题,还要从地理说起。

很少有人知道,乍得是非洲古老文明之一,该国国名来自非洲第四大湖泊乍得湖,早在7000年前就有人定居,而乍得就是当地卡努里语“水”(Sádǝ)的意思。受惠于8至16世纪的跨撒哈拉贸易,乍德湖作为东部贸易路线上的必经水源,孕育出靠南北贸易生财的加奈姆-博尔努帝国(Kanem–Bornu Empire,8世纪至19世纪),该地同时也是西非加纳帝国与东部的尼罗河-苏丹文化之间的中间地带,可谓东西南北联通的要塞,来往者众。再加上地处半干旱沙漠气候的萨赫勒地带(Sahel)的乍得湖,天然吸引了各种游牧和半游牧民族,这就可能是乍得如今人口结构复杂,有超过200多个民族、130多种语言的原因。这种地理造就的民族碎片化且惯以本族优先的心态,也将伴随乍得每个执政的种族,成为内乱之源。

另外,与附近国家类似,加奈姆-博尔努帝国受到阿拉伯商人影响,由原本的泛灵论改宗信伊斯兰。不过,此时居于帝国范围之外乍得湖以南的热带草原气候地带、依靠Chari和logane两条主要河流进行农耕的萨拉人(Sara),还是信仰泛灵论,为日后的宗教分野种下了根。

萨拉人的驻地土壤肥沃,气候也比中部的半干旱沙漠气候以及北部的沙漠气候更为宜居,因此以乍得五分之一的土地养育了人口比例占三成的萨拉人,他们也因此成为乍得的最大民族。且由于20世纪来到的法国殖民者聚焦棉花种植,影响力集中在南部农耕地区,萨拉人在殖民者影响下大量改宗基督教,许多人还因替殖民政府行事,跻身新晋的精英阶层。宗教差异、南农北牧和南富北穷的隔阂,也因此成了乍得的主要矛盾之一。

这种南北冲突模式占据了乍得建国初期。该国1960年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托姆巴巴耶(François Tombalbaye)就是南方萨拉人,他脸上还有萨拉族特有的疤痕纹身,其任内南方人独握大权。而对于被殖民者笼统划入同一国家、与南方差异显著的中北部穆斯林而言,南方政府与法国殖民者一样有如异端。

同时,托姆巴巴耶试图去殖民化、重拾部落传统的“革命”,例如逼已经西化的同族人赤身躺在灌木丛里进行传统Yondo仪式等,也惹怒了同族人。最后中北部穆斯林1966年组成Frolinat叛军联盟,托姆巴巴耶于1975年被刺身亡。其后乍得1979至1990年的两任总统都由北部提贝斯提山区的游牧民族图步族(Toubou,此次叛变的高兰族为图步的一个分支)担任,权力天平似乎得以重置。

其后的民族矛盾越发复杂,已不能用简单的南北框架分析。在压制了萨拉人之后,部族人口仅占全国6%、影响力集中在北方山区的图步族总统哈布雷(Hissène Habré)一面给本族人加官进爵,一面又对其他几大民族心存疑虑,因此就开始大量地清洗萨拉人和第二大民族乍得阿拉伯人,对于曾并肩作战的中东部游牧民族哈吉雷人(Hadjerai)和扎加瓦人(Zaghawa)也不放过。最后,哈布雷的扎加瓦族前参谋长(也即是刚刚阵前身亡的总统)代比1990年率领叛军推翻其统治。

但代比执政时未吸取前几任的教训,仍将权力高度集中在本族人手中,且由于扎加瓦人数量只占全国1%,权力分配越发不平衡,而且各地陆续开发出来的资源及相关收入分配,也成了各民族的新矛盾。本来,在乍得-喀麦隆石油管道2003年修通后,该国最南方的油田可以经喀麦隆(Cameroon)港口出口至全球各地,这个以农牧业为主的内陆国有了本钱向工业国转型。但石油收入未能惠及全国,而是流入了扎加瓦政治精英口袋以及用于装备扎加瓦人为主的军警,该国虽然名义上2004年至2014年(即能源价格上升的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10%以上,但全国人类发展指数反而从2003年的全球倒数第11降低到2019年全球倒数第三。

而如果说萨拉人能忍受中央政府垄断当地石油资源,图步族就没有这么逆来顺受。乍得北部提贝斯提山区自2011年起发现金矿储备,代比派出挖金矿的官员也都是扎加瓦人,图步族则认为这是中央政府窃取当地资源,组建起民兵组织捍卫金矿,这导致中央政府自那以后再未能完全掌握过那里,提贝斯提山区变成了一个半自治区。这也使得趁利比亚2011年内战以来在利比亚南部活动的叛军有更多的活动空间。

而此次起事的叛军就是由当地游牧民族高兰族组成,他们可能利用了金矿资源在利比亚买得重型武器并拥有丰富实战经验,也或因同族关系从而得以畅通无阻长驱直入,因此只花了几天就南下杀到了中西部,再把握住了代比上前线的机会将其击杀。

而乍得的问题,除了与各民族间政治经济资源分配不均引发不断叛乱,气候变化也加剧了民族矛盾,而且带来了新的反恐问题。首先,气候变化导致该国以农牧业为生的八成人口生活越发艰难,本能和平共处的民族冲突加剧。例如,同在乍得东部、地盘靠近的游牧民族扎加瓦族和以农耕为主的塔马族(Tama),本能相安无事,但1980年代的萨赫勒地带大旱,导致代比所属的扎加瓦族迁移到塔马族的地盘,使得大量塔马人流离失所、转而进入邻近的苏丹。在代比上任后,扎加瓦族更加有恃无恐,两族长久积怨最后爆发,2006至2008年叛乱的一支重要力量就是塔马人,叛军联盟以苏丹为据点向西推进,一度打到最西边的首都恩贾梅纳(N'Djamena)的总统府,代比政府在法军支援下才平息了叛乱。

气候变化带来的更严峻后果还是发生在乍得湖区域,由于干旱、过度放牧和无节制灌溉,这块曾经由乍得、尼日利亚、尼日尔和喀麦隆四国共享的非洲第四大湖泊,面积由1960年代的2.5万平方公里急速收缩94%至如今的1540平方公里。湖泊的急剧萎缩给附近农民牧民的打击可想而知,原本环绕乍得湖的村落逐渐离湖岸几十公里远,取而代之的是无尽黄沙;尼日尔和喀麦隆境内更是一度失去了乍得湖踪影,两国牧民放牧时需要跨越国家,引发跨国冲突。而生态危机加剧的贫穷与饥饿,加之极端思想的传播,在2009年孕育了尼日利亚的恐怖组织“博科圣地”(Boko Haram)。

专研气候变化的德国独立智库阿德菲(Adelphi)的环境安全项目主管维韦卡南达(Janani Vivekananda)还从当地越来越不稳定的降雨模式解释,“降雨的不可预测性会使人们放弃耕种。在经历第三次或第四次收获失败后,每天能直接从恐怖组织手中拿钱的生活变得更具吸引力”。

而代比政府为了展现其西方忠实反恐盟友的形象,同时也有训练起更强军队对付叛军、也使法军更有动力帮助击退叛军的额外目的,因此积极派遣军队参与域外反恐行动。该国自2015年执行任务以来,现共有1400名驻外反恐部队(代比2月还承诺追加派遣1200人),是打击“博科圣地”的重要力量。但是,长期的对峙也让乍得本土和军队愈发成为恐怖组织报复的对象,其中最惨烈的一战发生在去年3月,乍得军队在基地被袭酿92死。《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去年就指出,乍得军队的多线作战分散了其打击叛军的能力。这可能是乍得军方此次未能及时阻止长驱直入的北方叛军的原因。

虽然说乍得政局目前可能不会因强人总统代比之死而彻底改写,其子已迅速宣布其率领的军事委员会将代行政务18个月,再加上法军的撑腰,北方叛军攻进首都概率寥寥。但该国资源被少数民族垄断、越发突出的气候问题以及被恐怖主义环绕的大环境,都是政局潜在的引爆点,届时乍得陷入建国以来的第三次内战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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