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如何与老龄化共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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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时电子报

作者:韩和元

5月11日,中国大陆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公布。

数据显示,大陆人口共14亿1178万人,十年间人口增速为5.38%,年均增长0.53%,略低于上一个十年0.57%的平均增长率。这表明,人口增速已放缓。与此同时,大陆的老龄化进程却在加速。据七普数据显示,年龄构成方面,0—14岁人口为2亿5338万人,占17.95%;15—59岁人口为8亿9438万人,占63.35%;60岁及以上人口为2亿6402万人,占18.7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1亿9064万人,占13.50%)。这也就意味着,目前大陆3.38个劳动力需抚养1位老人。但这还远不是最坏的局面,到明年也就是2022年时,该数值将急剧恶化,原因是从明年开始,大陆将面临新一轮生育高峰期的人们步入老年。

有关这个判断,还需从1949年以来,大陆人口生育高峰、出生率说起。中共建政后,大陆人口出现过四个生育高峰,分别为:1949-1957年、1962-1970年、1971—1980年、1981-1990年。具体情况大致如下:

1、第一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49—1957年)

中共建政之前,由于常年战乱,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得不到发展,人口发展缓慢,明显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特征。反观中共建政初期,社会相对安定,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在该时期,人民的生活水准及医疗卫生条件不断得到改善。人口的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征,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出生率维持在高水准,从而出现了人口自然增长率高的人口高增长状况。1949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36‰,死亡率为20‰,自然增长率为16‰,年底全国总人口为5.42亿。到1957年,死亡率下降到了10.8‰,而自然增长率上升为23.2‰,总人口达到6.47亿。1949—1957年大陆人口净增1.05亿,这是中共建政后出现的第一次人口生育高峰。

2、第二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62—1970年)

1959至1961年,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经济发展出现波折,人民生活水准受到严重影响,致使人口死亡率突增,出生率锐减。1959年人口死亡率上升到了14.6‰,1960年进一步上升到25.4‰,而人口出生率只有20.9‰。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其中1960年、1961年连续两年人口出现负增长。

三年自然灾害过后,经济发展状况逐渐好转,人口发展的不正常状态也迅速得到改变,人口死亡率开始大幅度下降。强烈的补偿性生育,使人口出生率迅速回升,人口增长进入了中共建政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峰期,并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最高达到43.6‰,平均水准在36.8‰;人口死亡率重新下降到10‰以下,并逐年稳步下降,1970年降到7.6‰。出生率的上升和死亡率的下降,使这一阶段的人口年平均自然增长率达到27.5‰,年平均出生人口达到2688万人。该时期大陆人口净增1.57亿,这是中共建政后出现的第二个人口生育高峰。

3、第三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71—1980年)

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70年代后期,大陆人口发展出现根本性转变。中共建政以来人口高速增长带来的社会抚养压力,使得政府的认识由人多力量大,逐步转变为人多是负担上来,这就使得人口控制论逐步提上了日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并陆续制定和完善了明确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人口高出生、高增长的势头得到迅速控制。由此,大陆的人口便由自发的高增长,进入了计划控制时期。这一时期,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迅速下降,分别由1971年的30.7‰和23.4‰下降到1980年的18.2‰和11.9‰。然而,由于总人口基数庞大,这一阶段大陆人口净增的绝对数仍颇为惊人。1971—1980年,全国总人口由8.52亿增加到9.87亿,净增1.35亿,这是中共建政后出现的第三个人口生育高峰。

4、第四个人口高增长阶段(1981—1990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计划生育被确定为一项基本国策,控制人口增长的措施更趋严格。但由于20世纪60年代初第二个人口生育高峰中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生育年龄,加之20世纪80年代初婚姻法的修改,造成许多不到晚婚年龄的人口提前进入婚育行列,使得人口出生率出现回升。人口出生率由1980年的18.2‰、1981年的20.9‰,达到1987年23.3‰的峰值。1981—1990年净增1.43亿,平均年增长人口1584万,1990年总人口达到11.43亿。这是中共建政以后出现的第三个人口生育高峰。

综上可见,目前大陆所面对的18.70%老龄人口比,主要来自1949年中共建政前出生人口+第一个生育高峰期人口。但正如文章开头时所说的,到2022年时随着第二个生育高峰期的婴儿们迈入老年,到时大陆的老龄人口比将迅速恶化。

事实上,国务院早前印发的《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提供的数据也印证了这点。报告说:2021年-2030年中国老龄人口增长速度将明显加快,到2030年占比将达到25%左右。报告还提到:与此同时,0-14岁少儿人口占比下降,到2030年降至17%左右。

这也就意味着,大陆的整个社会需抚养人口值将>25%+17%(原因也简单,随着大陆的工业化,乃至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真正可投入劳动力市场的平均年龄,应推迟到18岁,甚至以上)。这就意味着每百人里55个劳动力需抚养45个非劳动力(60岁以上的老人和18岁以下的孩子),或1.2个劳动力人口抚养1个非劳动力人口。这就是不远的2022-2030年大陆所面临的人口现实。

当然,需予以说明的是,大陆的人口问题虽然凸出,但远没有某些人口学家渲染的那么严重。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4月14日公布的全球人口报告《我的身体我做主(My Body Is My Own)》显示,2021年韩国女性人均生育数量仅为1.1名,在全球198个国家中垫底。这是韩国连续两年出生率全球垫底——2019年韩国以1.3(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大陆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的出生率排在第192位,2020年出生率跌到1.1,成倒数第一。但与此同时,韩国的经济却是一路高歌猛进。

为何会这样?原因也简单,一国经济的增长,有赖于三要素: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人口老龄化确实通过劳动因素对经济产生影响,但这一影响可通过科技进步和投资来予以弥补,譬如通过机器化、自动化来弥补。过去一条生产线需一百人,当机器化和自动化后,整条线可能只需十人。至于需求侧,确实表现为买的人少了,但却可通过人均消费量的增长来予以解决。譬如美国,其总人口仅是大陆的23.8%,尚不及其四分之一,但其消费量却与大陆相当,甚至还略高,其关键点不在于人口总量,而在于人均消费量。

当然,要想像韩国这样,一边深陷人口困境,一边经济还高歌猛进,得建立于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在未来几年,大陆需在技术这一要素上,做出革命性进步。否则,单劳动这一因素的显着变化,就决定了未来大陆的经济不容乐观。别的遑论,单巨大的社会抚养成本,就足以让这个国度气喘吁吁。

(作者为广东省生产力学会副会长,广州大学南方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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