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疫苗产业 莫忘前车之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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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经济日报》社论

台湾冠病疫情恶化,确诊和死亡人数急遽增加,许多民众抱怨政府为扶持台湾疫苗产业,刻意延迟进口先进地区疫苗,甚至阻碍民间进口疫苗自救,还有人怀疑政府在配合炒作疫苗股票。这种怨怼造成社会分歧和争论,让原已分裂的社会更加对立。

从结果来看,台湾政府的疫苗采购时程的确晚了国际间好几个月。这很有可能是在当时台湾疫情和缓、为协助台产疫苗发展,所做出的“高风险”决策;但长期以来,台湾在产业政策上的失策状况,绝对不止这个案例。而且,如果爱台意识强烈、以发展本土产业为单一目的的话,那这次的“疫苗事件”很可能不是最后一次,几百条人命也白白牺牲了。

二次战后,被殖民国家纷纷独立,反对殖民的拉美经济学家发展出一套“依赖理论”,认为先进“核心”国家和后进“边陲”国家间所形成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剥削”,只有降低或断绝这种经济关系、保护本土民族产业,才能脱离帝国主义人为创造的“不平等交易条件”带来的剥削,自力发展成功。

然而,对幅员广大、内需可期的巴西、阿根廷、印度、巴基斯坦等国,这种闭锁策略的确可以维持一段时间。但新加坡、香港、台湾、韩国,却发现在内部市场狭小之下,这种策略很快就走到了尽头;所以在1960年代陆续放弃,改采“外望导向”的发产策略,也即降低关税、奖励出口,以全球为经济腹地。到1970年代后期,四个经济体在经济上的卓越表现,已将那些“内望导向”的国家远远抛在后头,赢来了“亚洲四小龙”美誉,但其过程充满了艰辛和痛苦,任何保护的解除,都意味着“利益重分配”,面临既得利益者的反扑,包括发动舆论对“不爱用国货”等同“不爱国”的民族主义批判。

虽然四小龙都在60年代改变经济策略,但克服障碍的决心和理念还是有所差异-新加坡和香港完全开放,将关税几乎全部撤除;但台湾和韩国却在爱台爱韩意识和资本家牵绊之下,保留了局部关税或配额保护。例如,新加坡在70年代后期,发现汽车装配业缺乏竞争力,狠下心来完全撤除汽车进口关税,不惜让原有的宾士汽车倒闭;但全力打造优异的投资环境、提供诱人的租税优惠来吸引外资,成功地让“人均外资流入量”领先全球,也让资源自然流向最有潜力的产业。新加坡不区分企业是本土或外来的,只要能带来技术、创造就业、没有污染、诚实缴税的都是好企业。但台湾和韩国却继续保护,使得后续面临须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强化国际竞争力时,面临了内部长期受保护、畏惧国际竞争产业的强烈反对,也引发政治动荡和政党轮替。台湾到今天,已经为汽车产业投下难以计数的保护成本,但换来的却是本土汽车业正在完全崩解。

几十年发展策略差异,所造成的经济效果,现在已清楚浮现:新加坡2021年在IMF估计的人均生产高达6.4万美元(8.47万新元)、香港4.9万美元、韩国3.9万美元、台湾3.2万美元,大致和四地汽车关税率的高低排序(0%、0%、8%、17.5%)类似;没有“浪费”资源在这个产业的星港,享有更高的所得水准,而保护低于台湾的韩国,汽车产业也发展得较台湾更好。更有趣的是,韩国现代汽车去年底宣布将在新加坡投资汽车业,规划到2025年将生产3万辆电动车,其中三分之一供应本地,其他的供作出口。

新加坡在条件自然成熟之下,吸引德国BioNTech在日前宣布,将在星国设立mRNA疫苗厂,并设立区域总部。台湾的疫苗产业,若因缺乏自信、一定要有本土产业,而可能重复汽车业的发展轨迹;衍生的成本、效益和风险,包括人命和政治风险,绝对应该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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