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媒:参与大陆第三次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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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台湾《旺报》社评

北京推出“共同富裕”的一系列政策,出重拳整顿“滴滴出行”、民间培训办学、开罚网路巨头,造成新经济、科技、教育类股价狂泻,引爆资本市场一场不亚于2015年的股灾风暴。海外对中共“共同富裕”的背后,是否代表新一轮“国进民退”,乃至重回毛时代路线,深感疑虑,出现很多相关的讨论。

并不是杀富济贫

但如果研读近期中共高层对“共同富裕”的定性以及论述,应可清楚发现上述猜测和质疑早已被官方驳斥。例如,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所主持的中共财经委会议上,除了明确重申“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即鼓励引导民营经济之外,还特意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所著墨,暗示官方不会违背客观规律,以牺牲稳定发展为代价,追求片面的“均贫富”。同样,“共富示范区”浙江省亦表态绝对不搞“杀富济贫”,说明中共从上到下都有清醒认知,不会重蹈毛时代的覆辙。

事实上,大陆“共同富裕”的路线图早已有迹可循,主要应包括三大分支:一是以国家力量加大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体系建设,但民营企业或“先富阶层”或将有义务贡献更多。二是严格管控资本财团,杜绝民营资本绑架公权力、染指政府决策的任何幻想。三是围绕“第三次分配”进行改革与制度建设,重点在于促进社会慈善事业发展,形成“先富”主动帮扶“后富”的正向循环。

外界对中共推动“共同富裕”的疑虑,主要源于基层管理往往流于粗糙,为追求绩效以“一刀切”方式执法,若不能改正,将对大陆民营经济、市场活力带来难以挽回的伤害,10年前的重庆教训殷鉴不远。而且,在中共体制下,以党或政府的公权力来强势推动和引导社会财富分配,同时又要维持社会效率与市场竞争,这放诸世界历史都尚未有成功案例。

从台湾看大陆的“共同富裕”应该相当熟悉,这正是源于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均富、节制资本的思想。在具体实践上,台湾经过经济起飞、民主化之后,人均GDP排名在全球前30名,衡量贫富分化的吉尼系数低于英、美、日、韩、新等高度已开发国家,无可争议是高水准“均富”的模范经济体。

高公益指数祕诀

台湾虽然在民主政治上面临瓶颈乃至危机,但政府公共服务、社会力量帮扶弱势,以及慈善事业的发展并没有受到政治干扰,对今后大陆推动“共同富裕”仍然有借鉴意义。

台湾发达而完善的慈善公益制度,恰好可以为大陆“第三次分配”提供可复制的经验,凭藉同文同种的先天优势,将“台湾模式”的慈善制度在大陆落地生根。

亚洲公益事业研究中心创办人兼执行长夏露萍(Ruth A. Shapiro)研究发现,台湾和新加坡的“公益指数”并列高居为亚洲首位,“秘诀”包含三点:一是台湾对从事慈善的企业和个人采取友好的低税率,乃至零课税制度;二是台湾企业的慈善工作往往和政府目标计划一致,三是台湾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培养出大批富有活力的非营利组织。

做好“第三次分配”,关键在于社会的积极性,并能从制度层面释出政策诱因,而不是施以强制性、命令式乃至惩罚性的政策措施,慈善体制的公信力更是至关重要。大陆过去曾深陷“红十字疑云”,后来又经历对境外NGO的严格监管和整顿,目前在慈善领域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仍有许多亟待填补的制度空白。

两岸虽然政治制度不同,但台湾乐善好施的社会文化、慈善团体备受信任的制度环境仍是“最美的一道风景线”,再加上慈济、佛光山、红十字会等组织很早就扎根大陆的公益事业,故台湾参与大陆“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建设和资源分配,可以作为今后两岸在社会治理层面合作与融合的新亮点。

大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追求“共同富裕”,是孙中山振兴中华理想的实现,是两岸制度竞赛上升到新阶段的象征,从中应看到两岸优势互补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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