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骆惠宁2022年新春致辞谈起:香港需要精于实干的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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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香港01

作者:邓峰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1月26日透过网络发表题为《让历史之光照亮香港未来》的新春致辞。很多治港者纷纷表示欢迎和支持,然后鹦鹉学舌般地把骆惠宁的话重复一遍,但并没有看到当中这几大重点。

国家崛起主宰香港命运

骆惠宁说,过去一年的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已经如期实现,目前正朝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形成鲜明对比”,“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这番表述明显是为了告诉香港人,一定要看清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家崛起的大势,因为它主宰着香港的命运。

紧接着,骆惠宁认为过去一年的香港是开启“一国两制”新局面的一年,“随着香港国安法深入实施,选举制度修改完善”,“‘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落实,香港气象一新”,“切身体会到大家对重获安宁的欣慰、对更好生活的期盼”。他藉此再次警告香港分离主义,“一切反中乱港势力妄想搞乱香港这个家的图谋永远不会得逞”。

然后,骆惠宁在致辞主体部分,通过回答“有人问”的形式,分别谈到三个概念:历史自信、历史自觉、历史主动。

严厉治港是在纠偏

关于历史自信,骆惠宁说:“有人问,对香港的‘一国两制’怎么看?我要说,香港回归以来走过的非凡历程,足以让我们对‘一国两制’充满历史自信。”

事实上,历史自信是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密集强调的一个概念。《香港01》早前在《习近平密集强调历史自信 “五个自信”呼之欲出》一文中分析称,“四个自信”在未来不久很可能吸纳“历史自信”,扩展为“五个自信”。

是次骆惠宁再次提及“历史自信”,可视为习近平所说的历史自信在香港回归以来历史的具体应用,未来可能有更多中共官员在相应领域进行发挥。而骆惠宁在致辞中强调历史自信,主要是为了说明中共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一国两制”——这其实是中共反复声明的主张,只不过因为意识形态和立场的不同,一些人并不认同这一点,他们总是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跡来批评中共正在“破坏一国两制”,却不知中共正是“一国两制”的创立者、受益者,向来以提出“一国两制”为傲,怎么可能简单地自己推翻自己?

诚然,近年来,为打击香港分离主义和激进势力,中共强势调整治港政策,先后出台《香港国安法》、修改选举制度,难免令一些人质疑中共维护“一国两制”的决心。但是,如果站在中共的角度,并不难理解其内在逻辑,那就是香港“一国两制”的运行必须在合乎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利益的区间。因此,对于那些本就不认同中共,或者对“一国两制”缺乏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等认知的人来说,中共就是在“破坏一国两制”;但对于中共而言,其实是在进行政策纠偏,好让“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纠正治港者认知错误

关于历史自觉,骆惠宁说:“有人问,对香港的发展前景怎么看?我要说,未来充满希望,关键是要有坚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历史自觉。”他形容,“世界的机遇在中国,香港的机遇在内地”,“那些感嘆香港作用弱化的悲观情绪,那些犹豫不决的裹足行为,只会让香港错失机遇”。

这对经常关注中央对港政策的读者来说并不新鲜,因为一直以来不同级别的官员总是不断重申。这恰恰说明,它正是多年以来中央的坚定信念和一贯倡议,目的是希望香港“发挥自身所长、对接国家所需”,让香港和中国实现双赢。

关于历史主动,骆惠宁表示:“有人问,对香港实现良政善治怎么看?我要说,机遇条件前所未有,但还要有乘势而上、稳中求进的历史主动。”他认为,“良政善治是一个过程,实现这个愿景,还有一些制度和机制需要建立健全,还有不少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需要推动解决”,并警告“‘树欲静而风不止’,总有那么一些势力不会善罢甘休”,“以为可以‘躺赢’而懈怠,或是遇到难题就绕道,只会失去奋斗的激情和变革的勇气”。

有别于以往中央官员对港发言的“客客气气”,这短短30多字算是相当值得治港者警惕的“鞭策”了。从一方面看,他一再强调香港若想实现良政善治,就有赖于管治团队积极解决深层次矛盾,绝不能懈怠或是遇到难题就绕道;而从另一方面而言,明显是要指出有些治港者以为香港所有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以为有了中央严加管治和《香港国安法》就等于万事大吉的重大认知错误,并对他们提出必须直面矛盾、解决问题的要求。

解决问题才是王道

《香港01》多次重申,深层次矛盾是香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事关新选举制度和管治团队的认受性,是香港“一国两制”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这种深层次矛盾不是简单的政治问题,而使源自港英殖民时期的资源分配不公所致,具体表现形式为贫富两极分化、住屋困难、阶层固化、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经济结构单一和畸形,带有某种“拼爹资本主义”特徵。

而香港回归后,由于历任管治团队,要么有心无力,要么消极无为,导致深层次矛盾日积月累,积重难返,目前已严重妨碍香港发展。这也解释了为何近年来中央反覆要求香港管治团队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必须让市民有切实的获得感。然而,遗憾的是,特区政府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导致问题一拖再拖,让人难以看到解决的希望。

古往今来,但凡解决棘手的重大问题,都有赖于精于实干的改革家。港英殖民历史上的港督麦理浩便是这样的人——他积极作为,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有效缓和“六七暴动”所反映出来的尖鋭社会矛盾,增进港人对于港英政府的认同。

一个殖民地时期的总督尚能如此,那么在香港已经主权回归近二十五年,又爆发过“六七暴动”后最大规模社会动荡的“修例风波”,在备受深层次矛盾困扰的今天,早已不再是“借来的土地,借来的时间”的香港,理应要比麦理浩时期做得更好。

对于当下的香港来说,若想做到这一点,让香港实现“一国两制”构想者邓小平当年所言“如果有什么要变,一定是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进而实现香港人心回归,就需要“一国两制”框架下精于实干的改革家,牢牢抓紧中央治港政策调整带来的契机,推动结构性改革,以踏踏实实的政绩来取信于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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