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民调成为认知作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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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时报社论

选举白热化,各式各样的民调倾巢而出,抢占媒体版面。民调大致可以画分为民众对特定公共议题的意见调查、对各部会首长及县市长施政满意度调查,以及选举期间对各候选人领先幅度与当选机率的选情调查。然而,民调之于台湾,早已成了认知作战的工具,民调与媒体垄断、言论控制互为表里,更成了执政当局操控民意和选战胜负的关键因素。

大凡选战期间公布的民调,具有下列特征之一者,不能不慎:

其一,公布民调的机构往往是新近成立的网络媒体,冠以“某传媒”、“某某基金会”之名,过往经营实绩和民调经历不明。其二,不公布、封存原始问卷资料,甚至谎称销毁。例如,早在2月间基隆市民调便宣称国民党籍市长候选人谢国樑落后甚多,谢提诉讼,执行民调的机构从未做过民调,并宣称原始资料丢失。其三,某些亲绿媒体平日未见其从事民调,选举期间民调涌现,且调查结果与其他民调反向而行。譬如,强调侯友宜施政满意度差、卢秀燕选情胶着。其四,抽样母体、样本数、抽样误差、信心指数等资料一律“标准化”。其五,借由网络进行民调,答题人数庞大,IP位置根本不在国内。这类可疑可议的民调目的在遂行认知作战,影响选情和选民的投票行为。

就以商业消费者意见调查为例,业者调查消费者对某种产品的意见,做为下一季生产同类产品的参考。试问,有哪个业者会愚蠢到公布真实的调查结果,以供竞争对手参考?同样地,政党选情民调的主要目的在探索该党候选人在特定选区、特定人口族群中,对特定议题的看法,以及对该党候选人的支持程度,如此重要的选情资料为何要公诸大众,让对手免费获得选举情报呢?

换言之,选举期间,特别是在选情胶着的选区,特定政党及其附随组织公布的民调,目的在于制造该党候选人领先或微幅落后的假象,假借科学民调之名散播假信息,影响尚未做成投票决定的选民。这类民调,果若媒体不察,跟进报道,反复为之,定然影响了民众对选情的认知,误以为他最不喜欢的某位候选人即将胜选,转而支持“虽不喜欢、但可接受”的另一位候选人。

至于中央各部会及各地方首长的施政满意度调查,由于网络时代来临,部分媒体介入民调市场,施政满意度调查常沦为政府公关宣导和媒体业配的产物,公信力备受质疑。2018年连续强降雨,高雄市区出现5000个天坑;2022年耗资12亿的新竹棒球场,设计施工扯烂污,开幕赛折损职棒球星;桃园八德羽球馆天花板因3级地震而崩塌,历年施政满意度调查吹捧的星级市长陈菊、林智坚、郑文灿因而跌落神坛。印证了所谓施政满意度调查有些不过是另类付费的广告,经不起天灾人祸的考验。

“曾参杀人”,媒体长期进行业配式的施政满意度调查,再经反复报道,形成增强效应,确实可以影响民众对特定政党和政治人物的认知,误导民众对某些无能政客的印象,进而影响民众的投票倾向。

台湾历经蓝绿政党多年的明争暗斗,多数选民对特定政党、特定类型候选人的态度与支持度已告定型。多数选民甚至在接受电话民意调查时,被训练成制式的反应和回答,以至于民调“失准”。利用民调遂行认知作战,主要影响的目标族群是对选举结果可有可无和犹豫不决的选民。这类选民,比例虽小,却能左右选举的最后结果。民调作为认知作战的工具,目的即在于此。

民进党完全执政后,垄断媒体,箝制言论;公共议题和施政满意度的民调,用于平日,选情民调,用于选战之际,全面实施认知作战。选后,若无意外,蔡政府势将继续推动“数位中介服务法”,结合民调认知作战,变相控管民意和不合“主流”的异议。科学的、精准的民意调查,原本是民主政治探寻民意的利器,如今,一变而为执政者管控民意、扭曲民意的工具,成为专制独裁者独占认知作战的武器,台湾民主政治还有前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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