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族主义高涨 世局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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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明报

作者:王耀宗

世界杯场内色彩缤纷、人头攒动,像正在举行一场世界嘉年华会。11月中的东南亚3场国际会议(东盟与中日韩会议、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各国领袖杯觥交错,举行多场双边会面,特别是中美两国元首会谈,达成一些共识,国际紧张的政局为之一松。

然而就在卡塔尔西北方、越过土耳其及黑海的大陆,正进行一场导弹横飞、死伤惨重的战争。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逾9个月,数以千万计乌克兰人正面临一个严寒而没有暖气的冬天。战事未见停下来的迹象,和平谈判遥遥无期。

这两个画面构成一幅诡异的世界图像,告诉世人在笑容和欢乐背后,正埋伏重大危机。

60年前古巴危机以来  世界再面临核战威胁

俄国总统普京缺席G20,是令人不安的征兆。如众所料,会议宣言未能一致谴责俄国侵乌,却表达了绝大多数国家的意愿;而俄国外长拉卡罗夫提早离场,传达该国不惜与西方阵营决裂都不会让步的信息。俄乌战争至今,不但俄国因受西方制裁而经济重创,欧洲亦因俄国的反制引致能源价格飚升、通胀高企。更重要的是,普京数度威胁可能动用战术核武,令世界自1962年古巴危机以来,再次面临核战威胁。

我在以前的文章说过,普京前半生活在苏联共产主义年代,并为情报机构KGB特务,但他不在意苏共的统治。生于圣彼得堡的他,心目中的英雄其实是18世纪将俄国变成现代化强国、与欧洲强国平起平坐的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普京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他的“帝国野心”视乌克兰为俄国自古以来的固有领土,2014年侵占克里米亚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吞併乌克兰,第三步极可能是波罗的海立陶宛等国。

“国家”的兴起

在政治发展史中,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过去3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政治格局的最重要推动力量;民族国家(nation-state)则是世界政治的基本框架。民族主义可分为国族主义或扩张性民族主义(state or aggressive nationalism),以及防卫性民族主义(defensive nationalism)。

国家(state)观念源自1648年欧洲的《西伐利亚和约》(Peace of Westphalia)。公元476年罗马帝国崩解,继承的是由罗马虚君、天主教皇及诸侯群治的黑暗世纪(Dark Age)封建社会,直至16世纪哈斯堡王朝(Habsburg dynasty)兴起止。

经过30年宗教战争(1618至1648年),各方厌倦了战争,逾百个使节团聚集在普鲁士内一个小城,讨论欧洲未来去向,结果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关系”,国家主权(state sovereignty)观念正式被制度化,其目的是避免大规模战争。“国家利益”的原则被普遍承认;外交政策最大目的是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英国19世纪首相庞马士敦(Lord Palmerston)的经典名言成为民族国家最高施政方针:“我们没有永恒的盟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利益是永久的,我们的责任是跟随这些利益。(We have no eternal allies, and we have no perpetual enemies. Our interests are eternal and perpetual, and those interests it is our duty to follow.)”

国家利益或力量代替宗教纠纷,“国家”观念慢慢深植人心。拿破仑王朝后,欧洲出现第一波民族主义;19世纪中后期德国及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更令民族主义勃兴。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世界秩序》(World Order)一书中敏锐地指出,当国家制度奠立之后,势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成为避免战争的唯一途径。换言之当国家之间强弱悬殊,则战争不可避免。吊诡的是,“国家”原则之订立是为了避免战争;然而在争取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民族主义由防卫性变成扩张性,受森林原则主导。各国争夺资源、汰弱留强,战争成为解决问题的工具。两次世界大战,都是由扩张性民族主义所造成。“铁血首相”卑斯麦强力统一德国,铺垫了一战的基础;而意大利统一运动,亦与日后的法西斯运动不可分割。

国族主义亢奋的年代

19世纪被史家称为民族主义世纪(Age of Nationalism)。1917年列宁的共产主义革命在苏联取得成功,其后苏联输出革命给中国,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自由阵营分庭抗礼,民族主义风潮稍为下降。二战后的殖民地独立潮构成另一波民族主义,这些民族国家的独立,绝大多数是防卫性民族主义。

1991年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崩解,让位于另一股的市场经济全球化思潮,中国从中得益而逐渐从防卫性蜕变为扩张性民族主义;俄国则从一个共产主义帝国转为“防卫式”国家。再经普京20年经营,俄国民族主义又变成扩张性了。

现在世界正处于一个国族主义亢奋的年代。2011年美军在巴基斯坦境内击毙恐怖组织阿盖达领袖拉登,可说是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伊斯兰和西方文明冲突的结束。不过,“阿拉伯之春”引起中东及北非国家内部反对独裁统治的民主革命,而在叙利亚,反对力量推翻独裁者巴沙尔不成,导致内战连年。中东动荡引致数以百万计难民涌入欧洲,令欧洲多国政府纷纷转右,反移民以自保,民粹主义兴起。

中美正处于同一历史轨道

民粹主义实是国族主义的一种,英国的脱欧运动、派遣航母远航亚洲等都是国族主义之表现。而在美国,2016年特朗普以“再次令美国强大”为口号当选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税政策,表明强力维护美国利益;现在拜登视中国为最大竞争者,都是继承其政策。新冷战已开始了。

特朗普在美国政坛是扭转乾坤的人物——他将美国民族主义由防卫性扭转为扩张性。无独有偶,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到“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中国40多年的改革开放,摒弃上世纪的阶级斗争学说,利用市场机制发展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族主义高涨,前所未有。1683年清朝康熙帝收服台湾的历史场景,相信是“中国梦”里不可少的画面。

中美两国正处于同一历史轨道。历史显示,国族主义主导的世局,亦是危机四伏的年代。

作者是岭南大学前政治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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