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是每个时代都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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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离世后,围绕知识分子的沉默与责任,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徐贲和张鸣,其讨论关涉到高压政治下个的人责任问题。就此,凤凰评论《高见》邮件专访了在国外讲学的学者徐友渔。

访谈嘉宾:徐友渔 知名学者

凤凰评论《高见》栏目访谈员:张弘(凤凰网主笔)

凤凰评论《高见》:徐贲在反驳《为钱杨伉俪的“不公共”辩护》的基础上,写下了《沉默是知识分子的“权利”吗》,随后张鸣发文《徐贲先生,我可能做不到你说的勇敢》,成为论争的开始。你怎么看待两人各自的观点?徐贲的观点是过于积极吗?

徐友渔:在我看来,徐贲并不是要批评杨绛,也不是要把一种过于积极的观点强加于读者,而是要讨论中国的政治、舆论环境,知识分子的道德感等问题。

他说:“杨绛的去世引发对知识分子责任和知识分子沉默的讨论,不仅涉及她个人,也涉及知识分子的普遍生存状况。这在当今中国是一件很及时的事情,其意义远远超过了对钱杨个人的评价,不应该局限于对他们两人的褒贬。”我的朋友和同事周国平认为,杨绛不是斗士,人们也有权利不当斗士,堕落的时代,能够独善其身已属难得,何况杨绛做得比独善其身还要稍好一点。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推崇道德勇气,仍为每个时代和社会必需。

凤凰评论《高见》:在高压政治下,知识分子应如何选择?

徐友渔:在一个专制的或不公正的社会,我们不一定有权力要求学者、艺术家、科学家担当反抗的责任,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在自己的领域作出贡献,也很了不起。但是,在政治高压下,或者说,在专制达到倒行逆施、不可容忍的程度时,任何公民,当然也包括学者、艺术家、科学家,必须有一种起码的道义立场,而且表达自己的道义立场。

打个比喻,一个社会有贪腐分子,我们不能要求每个有道德的人,都应当成为奋不顾身的反腐英雄,但如果罪犯当着你的面强奸邻居的女儿,你不能不舍身救人。这种情景强迫你,不是英雄,就是狗熊。这不一定是主动选择的问题,在一个正常社会,甚至在一个不公不义但还没坏到触目惊心的社会,人们可以从容地自行选择,不想当英雄也不应受到责备,但当社会或环境坏到可以用“邪恶”来形容时,你别无选择,你知道却无动于衷就是同流合污。

凤凰评论《高见》:我们都知道,德国新教神父马丁?尼莫拉的忏悔(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碑文):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在马丁?尼莫拉的忏悔,以及沉默以自保之间,怎样做才符合责任伦理?

徐友渔:谈到责任伦理,当然是一种高标准的要求,英勇抗争的人配得上人们的赞扬,被称为有道德勇气,或者是道德英雄。沉默以自保的人可以称为芸芸众生,他们固然不会得到赞扬,但也不至于受到责难,起码他们没有助纣为虐。要求每个人都当道德英雄不现实,也是不合理的。不过也要注意另外一种情况,也即清楚道德上的是非,但缺乏勇气,为了当芸芸众生而且心安理得,把自己不敢做的事情说成是不应该做的事情,似乎当芸芸众生是唯一的选择。我以为,即使不能当英雄,赞美或同情英雄,也是起码的道义要求。

凤凰评论《高见》:徐贲与张鸣的争论,似乎还可以引入具体的时间和情势,做更精细的区分。如果以时间段来划分,钱杨夫妇在1976年以前的政治气候下独善其身、保持沉默并无不妥。但是,在1980年代以后,他们在学术声望、社会地位都很高的情况下,仍然大体上保持沉默,这很令人遗憾。你怎么看?

徐友渔:你提出以时间段来划分很有意思。在表达是非对错会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沉默可以理解或者谅解,但当情势不再那么严酷时,也就是说,当表达自己的道义立场有一定的条件或空间时,仍然沉默就是冷漠或者圆滑。

至于钱钟书杨绛夫妇做得够不够,那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个人认为杨绛写了《洗澡》、《干校六记》,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对于那种学问很了不起,对自己的学术文化工作尽心尽责,社会道德感不十分突出但也很清白的人,不应该盯住不放,一味要求甚至责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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