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立本:国家竞争力与进击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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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奥运实力与奥运经济,是中央调控与市场化结合,成为“进击的巨人”,迈向全球化经济新境界。

更快、更高、更强。这是奥运的格言,也是体能表现追求极致的标竿。从斯巴达开始,肉体的美与纪律的嚮往,追求速度、高度与强度,成为一种体育的典范。它不仅是为了比赛的胜利,而是为了人生的梦想。

而今天中国的梦想,就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找到自己的路径,后来居上,而不是在发达国家后面亦步亦趋。但这不仅是要在GDP的增长上与西方国家较量,也要在软实力与价值理念上,可以超越前进。

奥运的竞争,其实早就是场外与场内的互动,既要看选手的临场表现,也要竞逐组织与管理的能力。从奥运金牌的排行榜来看,长期的趋势,其实就是国家能力的比拼。

运动与政治一样,都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从苏联、独联体到俄罗斯,都曾经和美国并驾齐驱,甚或压倒美国,但后来就气势衰败,代之而起的是中国的崛起。中国队在一九八四年,才开始在奥运实现“零的突破”,由射击选手许海峰拿到历史上首面奥运金牌,而到了二零零零年的悉尼奥运,中国队才挤进了三甲,而到了二零零八年的北京奥运,中国终首次勇夺冠军。

中国在二十四年之内,从一个体育弱国变身为全球金牌冠军,显示中国在一个和平建设的年代,不断凝聚内部的人才,厚植实力,展现中国人的志气与底气,快速地超前。

但随后的伦敦奥运,中国都是亚军,美国还是维持长期的运动强国的气势。今年的里约奥运,各界认为都是中美之争。俄罗斯由于受禁药事件缠绕,很可能就要退到三甲之外。

奥运的博弈,也被视为国家力量的博弈,场内的表现,也往往是场外力量的缩影。中国奥运的崛起,显然与它的“举国体制”有莫大的关系。它动员全国的资源,网罗与训练最佳的人才,可以在短期内发挥最大的爆发力,展现国家的意志,驰骋于国际的竞技场上。

但举国体制近年也受到批评,认为它容易僵化,被少数官僚所垄断,无法在基层与市场上发挥力量。中国足球的发展,就被认为是受到“举国体制”所害,在国际上失去了竞争力,幸好近年中国足球推动俱乐部体制与职业足球市场化,才带来生气与希望。

不过中国发展的路径就是“两条腿走路”,既重视国企,又发挥民企。中国的经济如果没有中移动、中石化等庞大国企,就不会有如此快速的发展,但中国民企如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小米等,却又展现民间经济的创新与活力。国企与民企的交织,形成了中国经济的优势。

同样的,中国的奥运实力与奥运经济,除了中央的调控,也与中国的民间活力结合,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规模经济,一方面佔了很多小商品经济领域,让浙江义乌等民企发挥得淋漓尽致,另一方面又掌握大型基建投资的市场,如巴西的地铁与场馆建设,都是靠中国的国企力量。

这也是中国道路的特色。国企与民企交融,中央计划与市场化、全球化结合,开创一个独特的气场,成为一个“进击的巨人”,迈向全球化经济的新境界。

(来源:《亚洲周刊》2016年8月14日 第30卷 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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