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德国女性不愿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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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报国?

少子化问题是国安问题,对德国来说也是。尤其德国这个高度倚赖青壮就业人口的国家,少子化所带来的成本尤其高昂。因此德国政府想尽办法提高生育率,例如透过各种正面政策(育儿津贴、育婴假、改善育儿环境、住宅津贴、鼓励男性育婴等等)或负面政策(对无子家庭的福利及税赋不利)等工具,加上经济景气良好,去年来确实也达成1.5的生育率,是30年来最佳。

不过,短期内这种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挑战仍然无法完全克服,希望还是得寄托在更多年轻而受过良好教育的男男女女们身上,让他们鼓起勇气生儿育女。

在这种“生产报国”的气氛下,少子化不只是国安问题,对许多人来说还变成了个人道德与责任问题。能生而不愿生的人们被认为是不负责任的一代,只知个人享乐与职场发展,不愿为了社会传承与共同福祉而稍作牺牲——尤其是必须承受更多压力的职场女性。

对此,德国的知名记者Kerstin Herrnkind发难,今年2月底,她的新书出版,书名叫《为祖国而交媾?不,谢了!》(V?geln fürs Vaterland? Nein, danke!)。

家庭基本教义派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位无后女性的自白”(Bekenntnisse einer Kinderlosen),Herrnkind以一位不生小孩的职场女性身份,叙说她何以(被迫)选择成为无后者的原因,也指出她所受到的歧视。

在谈论Herrnkind这本标题挑衅意味十足的书前,我想先从前几年出版的另一本挑衅力道更强的书,来说明无后者受到的异样眼光:作家Nicole Huber于2011年出版的《无子:或者为什么无后之人并非社会寄生虫》(Kinderfrei. Oder warum Menschen ohne Nachwuchs keine Sozialschmarotzer sind)。

Huber写道,如果你是达赖喇嘛、西蒙波娃、史怀哲、米开朗基罗、梅克尔等人,都会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自我中心冷血无用的寄生虫”,因为你无后,所以你对于人类的贡献都不算数。听来荒谬,但是很残酷的,现在的政坛以及舆论的氛围就是如此。许多人相信选择无后生活的人对社会没有贡献、只知道消耗上一代累积的成果,因而也打算祭出惩罚性的措施,例如加重其赋税或者减少其退休金。

无后者被视为价值沦丧、退休金不足、德国人绝种、甚至欧洲伊斯兰化等等社会问题的元凶,在私人生活上也必须不断面对各种令人不适的质疑(是生不出来还是不想生?你是不是不爱你老公?我不想过你这种自私的生活……)或者自以为睿智的预言(我当年也像你这么想但是之后你就会改变主意了、你将来又老又孤独时一定会后悔)。

Huber问,德国这么一个自由而宽容的社会,多年来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价值变化,例如非婚生子女、单亲妈妈、不婚伴侣、同性恋、庞克族、无神论者等等都共存于德国社会,没有谁受到歧视,为什么不想有小孩的人们,却不见容于社会主流价值?她甚至提示,德国曾经存在一段时间,是认为“人们都应该为元首带来一个孩子”的年代。那个年代虽已过去,我们的社会却仍然营造出养儿育女是公民义务的舆论压力。

那些坚持传统家庭价值并不惜评价甚至干涉他人生活形式决定的人,Huber称之为“家庭基本教义派”(Familienfundamentalismus)。她认为这种家庭基本教义派的信念——男主外女主内、一男一女才能组成家庭、女生必须生儿育女相夫教子——否定一切与他们价值观不符的生活形式。

例如,在德国政府或民间都存在一个怪异的矛盾,一方面鼓励女性投入职场,但是那些在职场的无后女性又被认为自私;或者生子后拟重新投入职场的女性,会被指责为“乌鸦母亲”(Rabenmutter,这是从中世纪以来就存在的概念,用以指责未能善尽照顾小孩责任的恶母)。

他们拥有不生小孩的自由

原为律师的Huber,从宪法婚姻与家庭的特别保护、各种生活形式的平等、国家对家庭的支持、育儿环境与政策架构、劳动市场与退休金政策等等法律、政治、伦理价值角度,批评德国的“伪善”,以及如何刻意不利无后者。精Huber估算一对,同在职场的无后夫妻要缴给国家的各种税负,约是一个四口家庭的2倍。

该书书名Kinderfrei是Huber刻意使用的双关语(直译为英文是childfree)。“-frei”这个字尾意谓“免于”,但是“frei”本身却又是“自由”之意。Huber不选用一般人惯用的kinderlos(childless)形容无后,就是要强调:人有“选择孩子与否的自由”(Kinderfreiheit)。

作出决定不要小孩的人,并非缺乏什么,只是在自由社会里选择了各种不同的生活形式之一而已;他/她仍是个不该被先入为主批判的完整的人,不因此生活形式而比他人更好,也不因此更糟。

Huber这本书有些段落太过偏激,太过强调有后者与无后者之间的敌对程度,而有些段落又扯得太远;例如她强调“选择孩子与否的自由”如何能解决人口过剩及环境永续问题。不过她也确实点出德国社会不够宽容的地方,以及一些德国政策的盲点;例如,国家表面上说要提高生育率,却未落实儿童保护,在交通法规太过宽松下,每年有超过4万名儿童被横冲直撞的驾驶人撞伤、超过100位儿童被撞死;此外,国家一方面提供育儿津贴,另一方面年却又在2010年透过释宪案,对最需要育儿津贴的家庭限制这笔钱(该释宪案认为育儿津贴应该配合失业津贴调整);又或,一方面鼓励建立一个有育儿能力的家庭,另一方面又拒绝同性伴侣领养小孩;以及,政府一方面要增加托儿预算,另外一方面又不全面实施全日制学校以及增加幼稚园,幼托机构总是不够,而且就算父母亲千辛万苦弄来幼稚园与托儿所的位置,其下班时间也难以配合下课时间等等。

国家重量不重质,以为增加小孩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国家需要的不只是有劳动能力的人(Erwerbsf?hige),还得是投入职场的人(Erwerbst?tige),因德国仍然存在着许多青壮年无法投入职场;一方面说要对未来世代负起责任,另外一方面却又削减各学校、游泳池、剧院这些未来世代最需要设施的预算;一方面说无后者将让退休金垮台、必须削减其退休金以为惩戒,另一方面却又把每年20亿的预算拿来补贴私立退休金而非挹注公立退休金、并以所得税征税上限(Beitragsbemessungsgrenze)来免除收入极高者应对社会与国库作的贡献。

Huber的书写于2011年,现在的内阁与当时已经不同,政治、经济与劳动环境大有变化,有些问题现在已经找到答案,可是有些问题仍然无解,有些歧视仍然存在,于是有了这本《为祖国而交媾?不,谢了!》。

政客的替罪羔羊

Herrnkind出生于1965年,是作家也是知名记者,现任职于《明星周刊》(Stern),为2016年德国记者奖得主。这本书开头,她自承是个典型德国无后妇女——她那个世代的德国妇女,1959年到1968年之间出生,受过良好教育,有20%没有小孩。她是许多人之中的一个。

她这样叙述自己选择不要小孩的个人生命史:20几岁时她与男友同居,想要很多孩子,只是她去上了大学,认为学生与母亲的生活并不相容;毕业后她找到报社的一份实习机会,如果这时候怀孕,势必得放弃工作,因为当时根本没有足够的幼稚园,全职家庭主妇是养小孩唯一可行之路;30岁时她当上了编辑,过于忙碌的职场使她一直单身,而过低的薪资也使她难以鼓起勇气迎接下一代;后来升职了、工作稳定了、36岁那年认识了几年后成为她丈夫的男人,结婚后想有小孩已经太迟,而她也没有勇气了,因为不确定自己真的能够兼顾工作与有小孩的家庭,职场女性要兼顾这些,得要上司及先生高度配合。尤其她看到身边女性朋友们牺牲的情形,放弃工作照顾家庭,最后却被外遇的先生抛弃,且难以重回职场,她更确信了“生孩子在德国是高风险的事”。

她写道,生小孩是可能把你带向贫穷之路的,尤其是对那些单亲妈妈而言。2011年,德国约有160万单亲家庭需养育一个以上的小孩,这160万人中,超过9成都是单亲妈妈。许多爸爸们不再支付赡养费(修法以后,政府也强迫小孩在3岁以上的单亲妈妈们必须投入职场分担部份责任,可是对这些照顾小孩多年的妈妈们来说,重回职场困难重重),2014年国家付出了8亿4,000万欧元协助这些母亲。而荒谬的是,单亲妈妈的税负比双亲家庭更重,今年已有一位单亲妈妈向宪法法院诉请释宪。

难怪那么多女性会向生孩子说,不,谢了。她与许多同一代女性们,发动了“生育罢工”(Geb?rstreik)。

虽然像Herrnkind这样的女性不在少数,但是女权意识强烈的德国,却存在着对无后女性的敌意。她举例说明:强调传统家庭价值的德国其他选项党(AfD)主席Frauke Petry公开表示,自己生了4个小孩,并谴责梅克尔一个都没有。另外教宗也说没有小孩的人是自私的,虽然天主教的神职人员都独身无子。联邦家庭部部长Manuela Schwesig甚至提议修法,让有小孩的父母选举投票时比无后者多一票。税法对于无后者的也相当不利,简直就是合法地剥夺财产(enteignen)。记者Sven Kuntze更着书《无耻的世代》(Die schamlose Generation),指责无后者自私无耻,毁了下一代的未来,应该要被剥夺其退休金。

退休金正是关键。政界与媒体之所以对于无后者穷追猛打,甚至到妖魔化程度,Herrnkind认为是因为德国的退休金制度仰赖源源不绝的社会新劳动成员加入,而自愿无后者便挑战了这个世代契约(Generationenvertrag)。这个以劳动者为退休者支付退休金的世代契约制度,奠立于1957年阿德诺总理当政时期。当时阿德诺的名言是:“人们总是会生小孩。”现在看来当然过于一厢情愿。政府失算,却长年未以其他政策工具挽救退休金不足的问题,“而如今我们却得为了祖国而交媾,好让退休金帐户顺利运作。”她说,德国女性是政客无作为的替罪羔羊。

Huber指出,纳粹时代将生育与荣耀元首与民族挂勾,而Herrnkind也指出这点。希特勒自1939年开始颁发“母亲十字勳章”(Mutterkreuz),以表扬那些生儿育女数量极多的妇女;而纳粹也已经开始以提高税负为手段惩罚无后者。为祖国而生育,在德国有悠久的传统。

只因我不曾给予国家一个小孩

Herrnkind的论述逻辑基本上类似于Huber,均指出社会主客观环境不利于女性作出生育决定,却又妖魔化不作出这种决定的女性,都提及“乌鸦母亲”的刻板印象,女性不得不成为牺牲者。两人也都强调,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是一种人权与自由,不应以共同福祉之名被否定,甚至也都质疑世界人口爆炸粮食不足的此时,我们鼓励生育真是好政策吗?而这种以共同体之名半强迫鼓励生育的手法,与法西斯政体运作的逻辑吻合。显见,从2011年到2017年,许多女性仍要面对同样的指责,许多问题并未改变。

两人也都指出劳动环境对于生育的不利。虽然这个年代劳动条件改善,工作也更弹性化了,但是女性要重回职场难度仍高;而男性虽被鼓励请育婴假,但最多只能2个月,对于减轻女性负担有限,而且还是可能会对男性未来职涯带来负面影响。时代在变,但是还不够快。

Herrnkind强调,写这本书的用意并非为挑战那些养儿育女的人,相反地,她对于为人父母者充满敬意,因为这些父母们必须比她更忙碌辛苦。她想说的是,像她这样的人不该被整个社会如人质般挟持,不该负责整个社会没能解决的问题。比起许多未尽养育责任的父母们,她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Herrnkind问,她不生,难道就因此对国家社会无贡献吗?“我每周工作超出40个小时,我的薪水中几乎要一半都是缴给国家的税金,我也缴纳高额退抚金、健保费以及长照险保费……我从未有一天接受过国家津贴……”而这样的模范公民却要担负社会寄生虫的名号,情何以堪。“我乖乖缴税、奉公守法,这些都不算,别人不管怎样都说我自私及无耻,他们想把我从工作岗位上赶走,把我的退休金取消,缩限我的选举权利,是啊,这些人甚至要我对德国的危殆负责。为什么?就只因为,我不曾给予这个国家一个小孩。”

后悔成为母亲

提高生育率是少子化国家不得不做的迫切政策,但是怎么做?问题还是在职场,以及两性合作分工。柏林的人口政策专家Michaela Kreyenfeld指出,在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尤其看得出少子现象,而教育程度高低对于男性的少子程度并无显着影响。这看得出,养育儿女对于有能力投入职场的女性影响尤其大。青年人适合生育的年纪,通常也是职场冲刺的黄金时期,在这个“人生的交通尖峰期”(Rushhour des Lebens),各种计划接踵而来,许多女性并不是不要小孩,而是怕无法兼顾。

政府应该想办法降低个人在兼顾家庭与工作计划时的障碍,例如增加托儿所与幼教师资、推动弹性工时制或远距工作制、塑造尊重母亲的工作文化、增加男性育婴诱因、想办法改变传统性别分工责任、创造新的家庭文化等等。如果不能减轻这些障碍,未来不只还是会有无数的人拒绝为国家带来小孩,也会持续有人在工作家庭两头烧下后悔做了这个决定。

2015年以色列的社会学者Orna Donath做了一个打破禁忌话题的研究,访问了以色列20几岁到60几岁的女性,许多妈妈都说,她们深爱着她们的孩子们,但是当母亲后她们失去了自主,倘若能重来一次,以她们所经历过的这些以及她们现在所知道的,将会有不一样的决定。

Orna Donath的研究后来以《后悔当妈妈》(Regretting motherhood)为名出版,作家Sarah Fischer读了以后大为感动,心想,原来有那么多人与我一样的想法:我深爱我的孩子超过一切,但我后悔成为母亲。

2016年她出版《幸福母亲谎言》(Die Mutterglück-Lüge),谈成为母亲要付出比成为父亲太多的代价,拒绝只因为爱小孩就必须全盘接受“当母亲是幸福的”之说法,引来甚多批判。当然,少不了“无后者们”必须面对的自私无责任等形容词。

不管是未成为母亲者或已经成为母亲者,都有人抗拒着母亲的角色。而这种抗拒,很多时候不来自个人主观选择,任何关于自我中心、违反母性的指责都于事无补,我们应该想想,是什么样的制度结构不利于(想)成为母亲者,并设法改善结构。

另一方面,对于不愿选择走入养儿育女者的人生规划,社会价值观也应该有所改变,旁人不应站在道德制高点指责或刺探什么,个人的人生也不需要向谁交代什么。

惩罚性的制度于事无补,只会分裂出某些遭受国家差别待遇的特殊群体。以祖国之名要求生育下一代太过沉重,不能不想起白桦《苦恋》中的一句对白:你爱国家,但国家爱你吗?

Herrnkind在书的结尾,引述了瑞典作家Ninni Holmqvist小说《可舍弃者》(Die Entbehrlichen)的情节:

一个社会里,只有那些生育者才被认为具有生产力,因此无后者被视为可被舍弃,这些人在50岁后会被国家囚禁于某个疗养院,他们/她们的余生只能以器官捐赠者的身份来证明自己对社会仍有用处。

幸好那只是小说,幸好在真实世界里,没有人应该因为不愿/无法生育,而被其他社会成员视为应被舍弃者。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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