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2585篇——中国学者被撤稿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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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潮”

作者: 龙盼、陈惠娟

作者在撤稿观察网站“Retraction Watch”以“China”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剔除非撤稿论文,检索到2012年至2020年5月,中国学者被撤稿论文2585篇,其中,83%的论文作者为中国大陆学者,17%由中国大陆学者与境外学者共同完成。

2012年,中国学者被撤稿154篇,2015年,撤稿量猛增到348篇,比上一年翻了一番。到2019年,增加到481篇。这期间发生了一些集中撤稿情况,如2017年4月,施普林格出版集团旗下杂志《肿瘤生物学》(Tumor Biology)一次性撤销2012年至2016年发表的来自中国学者的107篇文章。2020年4月,该集团旗下另一家期刊一次性撤回中国学者撰写的33篇论文。仅2020年1月到5月,中国学者被撤稿达236篇。

通过对2585篇论文所属学科进行词频分析,发现撤稿论文主要集中于自然科学领域,撤稿量排名前三的学科分别是物理学、基础生命科学、生物学。

统计发现,撤稿论文所属的机构分布较广,北京、上海、武汉三地较多,其中北京数量最多,共有69个。这三座城市,都拥有数量庞大的科研机构和大学。

被撤论文所属机构既包括科研机构如中科院(34篇),也包括高校,还有企事业单位。2585篇被撤论文作者所属机构以高校为主。

撤稿原因多 “幽灵评审”突出

撤稿观察网站标注的撤稿原因多达82种,但其中有大量原因雷同。2585篇论文撤稿原因列在前六的分别是“出版机构调查”“同行评审虚假”“文章重复”“抄袭”“数据错误”和“图片重复”,这六个原因造成的撤稿量为1835篇,占总数的70%。

中国科学院杨卫院士将学术不端与学术不当行为归纳为14种:剽窃、编造、篡改、捉刀(第三方代写)、重复发表、署名不当、利益冲突、关系游说、学术独裁、引用不当、幽灵引用(引用虚假文章)、幽灵评审(编造审稿人)、不可重复、伦理失范。(见知识分子文章”杨卫谈中国科研:诚信好转,伦理堪忧”)

数据显示,被撤论文涉及“幽灵评审”共421篇,即通过编造虚假的评审人,自审自稿,由于出版社主要以同行评审的方法来筛选稿件录取与否,留下“幽灵评审”漏洞。

另一方面,期刊方审核不严也是导致“幽灵评审”现象突出的原因。2017年《肿瘤生物学》批量撤稿中国学者论文,中国工程院院士李连达、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研究员李贻奎撰文指出,出版方施普林格集团旗下《肿瘤生物学》等学术期刊对此负有责任,“出版方审稿不严,为了获取巨额版面费,不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处理,而是先收钱,发文章,再秋后算账,集体撤稿。”

重复与剽窃同样不可忽视。在统计数据中,涉及文章重复的论文有322篇。文章重复指论文在没有规范引用的情况下,重复使用作者自己作品中重要的、相同的或相近的部分。文章剽窃则指没有规范引用他人的作品,涉及剽窃共234篇。

撤稿论文超9成发表在开源期刊

调查数据显示,8年来中国学者被撤论文有2444篇发表在开源期刊上,占总数的94.5%,而发表在传统期刊的论文仅有117篇,只占4.5%。

开源期刊(Open Access,简称OA),采取作者或机构付费、读者免费获取的出版模式,将期刊的收入来源由传统的出版后向读者征订,转变为出版前由作者支付论文处理费,俗称版面费。不同期刊收取作者的版面费相差很大,有的低于100美元,有的高于5000美元,通常介于1000至3000美元之间。在出版前支付,出版机构的收入取决于发表论文的数量。

《中国科学基金》责任编辑任胜利等人研究了世界范围内2011至2015年OA论文发表情况,研究表明,2015年度中国在SCI收录OA期刊发表论文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与2011年相比增长了188.6%,OA论文占SCI论文总数的比例为15.7%。

中国SCI收录OA论文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和中国研究评价中强调论文发表数量有关。一些OA期刊尽量多地发表论文以收取更多的费用,放宽审稿标准。

南京大学研究员胡柯表示:“开源期刊大多数没有严格的文章质量标准。善于操作影响因子的话,在短时间内就会迅速提升影响因子,开源期刊以盈利为目的,学术次之。”

南京邮电大学教授桂冠在三年半的时间内发表了300多篇IEEE论文,其中在开源期刊《IEEE Access 》上发表的论文多达50篇。在这个被业内人士称为 “应急期刊” 的官网上检索最新发表的论文,第一页25篇论文中有14篇来自中国。

调查数据表明,发表于开源期刊上的文章似乎有着更高的撤稿率。胡柯认为,近年来中国学者大量给国外开源期刊投稿,令这些期刊收稿量翻了几番,“这不符合科学规律,不出问题才怪。”

大量的撤稿意味着数额不菲的版面费 “打水漂”。以《 IEEE Access 》为例,该刊版面费为1750美元,发表一篇文章要花费人民币约1.2万元。考虑到版面费会逐年上涨,粗略估算一下,8年来因撤稿浪费的科研经费数以千万计。

撤稿频发为哪般?

华中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雷蕾研究了1997年至2016年中国学者被国外期刊撤稿情况,认为中国研究人员面临着“发表或消亡”(publish or perish)的压力。如果科研人员不能达到学校要求的论文发表量,他们可能无法晋升甚至可能会被迫离职,这种压力可能会导致一些研究人员以牺牲科学诚信为代价发表文章。

南京大学青年学者李鹏表示,论文发表对评职称非常重要。学校会设定基本的岗位要求,在此基础上学校和学院层面相互比拼,水涨船高,上不封顶。因为论文发表“压力山大”,所以很多人为了发文章不择手段。

2017年的集中撤稿事件发生后,李连达、李贻奎曾评论道:“撤稿事件发生在一些学者身上,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是学术评价及职称评定标准不合理。此次撤稿事件绝大部分是医学论文,集中反映了中国医学界的评价标准存在严重缺陷。有些医院在评职称时,不以医疗水平、治病救人的能力为首选标准,而是以争多少科研课题、抢多少科研费、发表多少篇论文为首选标准,甚至以SCI论文为唯一标准。” 

早在2003年6月科技部等五部委就已联合印发《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针对当时存在“以论文论英雄”现象提出了指导意见。2018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指出 “论文发表数量、论文引用榜单和影响因子排名等仅作为评价参考”。2020年2月,教育部、科技部联合发文,提出要深刻认识论文SCI至上的影响,要破除SCI论文成为学术评价、职称评定、绩效考核、人才评价、学科评估核心指标的评价体系。

学术腐败谁担责?

除了论文发表的压力导致学术不端行为外,学者雷蕾对撤稿现象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他指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和学术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为了在索引期刊上发表更多的文章,一些大学给予研究人员现金、津贴奖励以及住房福利等。有了这样一个科学评价奖励体系,一些研究人员冒着违背科研诚信的风险发表文章。

论文发表的 “刚性需求” 催生了一条产业链,“第三方中介” 发展迅速。2017年《肿瘤生物学》批量撤稿中国学者论文,引起了学术界对 “第三方中介” 的批评。北京语言大学赵永新就指出,在撤稿事件中,第三方服务机构是背后 “看不见的黑手”。

赵永新说,第三方服务机构原本是为母语不是英语的科研人员提供正常的“语言润色”服务,并给出投稿建议,但是一些机构打着语言润色的幌子,除了代为修改外,还协助撰写论文,代投论文,编造论文审稿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肿瘤生物学》撤回的107篇论文,都涉嫌编造审稿人和审稿意见。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的调查显示,被撤论文都涉及与第三方机构合作,或提供润色,或由当事人提供部分数据由第三方机构加工,或完全代写。

相关部门认识到“第三方中介”乱象并下发过文件,如中国科协曾在2015年发布《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五不”行为守则》,其中三条针对“第三方中介”,然而该守则仅为倡议性质,并没有强制性。

国外期刊的不当行为也不容忽视。任胜利的研究显示,中国学者在声誉较差、影响力较低的OA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数量相对更多。例如埃及Hindawi出版的系列期刊稿件录用率高,学术质量和学术声誉备受学界质疑。这些期刊没有正常的审稿程序,把关流于形式,胡柯认为“部分国外期刊就是为了赚钱。”

“学术不端行为归根到底是个人原因还是制度原因所导致?” 中国科学院技术战略咨询研究院的李真真、黄小茹提出上述问题, “看似简单的二分问题,其实存在着一系列相互嵌套的深层问题。”

撤稿只是问题的一个侧面。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朱邦芬曾将中国国科研诚信现状概括为两个史无前例:学术诚信问题涉及之广和严重程度史无前例;社会对科研诚信问题的关注也史无前例, “让科学精神在中国大地真正生根,在中国文化中生根,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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