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折叠的后厂村:月薪4000人民币,不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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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客inSight”微信公号

作者:尼尼微 

在互联网大厂工作,房租500月薪4000

北京的北五环外,一块叫作“后厂村”的土地,聚集了百度、腾讯、网易、新浪等互联网巨头公司。这里是“中国单位经济产出和智力密度最高的地方”,流淌着关于财富自由的幻梦。30万互联网人在这里工作,他们戏称自己为后厂村村民。

然而,每天经过后厂村路的他们,大概率不会知道,真正的后厂村是一个尚未彻底拆迁的村庄。它与新浪、网易所在的软件园仅一条马路之隔,背靠高档住宅区西山壹号院。居住在后厂村的人大多从事服务行业:闪送、外卖、货拉拉搬家、保洁、滴滴司机、保安……他们也是后厂村的村民。

这些后厂村村民的生活与一种更为主流的生活有时产生一些交叠。比如保洁阿姨汪稚玲去另外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之后,发现有个男生和她有着同样的跳槽路径;再比如冷气维修工王守衡,他在楼顶的冷却塔工作,听说斜对面就是李彦宏的办公室。

两个后厂村

没人知道后厂村何时开始苏醒,也许它从来没有睡去。

工作日的早上,天刚蒙蒙亮,55岁的梁幼君起床了。去年冬天,她花了几百块钱,从原本计划回乡的同伴那里买了一辆二手电动车。过去她坐最早一班公交上班,从后厂村站上车,半个小时抵达软件园广场。现在,丈夫骑电动车载她,十几分钟就能到公司大楼。这让她可以多睡一会儿。现在,她一天能睡上五个小时。

梁幼君需要在6点半之前抵达公司,在大楼下面集合、打卡,开始一天的工作。

村庄被蓝色铁皮围起来,标识牌上写着“腾退拆除现场,请您注意安全”。围栏支起已有一段时间了,以至于人们忘了它形成的具体原因。有人说,铁皮围栏在2019年新一轮的拆迁开始时出现;有人则说是疫情后,出于管理需要,村庄被围挡起来。

总之,村庄如今隐身在这连绵的蓝色铁皮之后。电动车得从围栏的缝隙钻出来,进入西北旺东路,接着转入后厂村路。沿着这条路一直向东,就能抵达梁幼君和丈夫工作的公司了。

被他们抛在身后的,是他们口中的“后厂村”。在地图软件上,这个村庄被用虚线标识出来,写着“在建”的字样。去年年底,梁幼君原本居住的村子遭遇拆迁,封村了。她和几个同伴匆匆打包了家什,翻过围墙。围墙划破了梁幼君的衣服和手掌。经理开着车在村外接应,带着她们几个人,来到了后厂村。

从搬到后厂村的那一天起,梁幼君就知道这里只能短暂居住,这个城中村同样也面临着拆迁的命运。

后厂村是西北旺村下的一个自然村,属于马连洼街道西北旺村委会管辖。据《北京晨报》2017年报道,后厂村原本与其他几个自然村一起,计划从2001年开始按规划逐步拆除,并建成“百旺新城”居民区。随着时间推移,附近其他几个村子都已先后被拆迁搬入新居,但因工程进度原因,后厂村一直未彻底拆迁。

长期以来,并存着两种关于后厂村的话语。在新媒体文章和各式论坛中,后厂村指代的是西二旗一带的互联网公司圈。这里聚集了腾讯、百度、网易、新浪等互联网巨头公司,是“中国单位经济产出和智力密度最高的地方”——所谓“中国硅谷”。单是中关村软件园,就有700多家国内外知名IT企业,总产值达到3366.3亿元(人民币,下同,约699亿新元),每平方公里产值有1294.7亿元。

人们对于后厂村的想象掺杂着艳羡与调侃。这里流淌着“财富自由”的幻梦,一个工牌也能成为社交app上的热点。后厂村路被称为“宇宙最堵”,却是所有社畜虽然无奈但依然奔赴的路途。同时,这里因为配套设施的匮乏,生活的单调被反复调侃,成为新媒体上流行的段子。

在另一种话语中,譬如对梁幼君而言,后厂村是那个未彻底拆迁的村庄。它与新浪、网易所在的软件园仅一条马路之隔,背靠高档住宅区西山壹号院。这个小区的售卖均价每平米超过10万元,95%以上的住宅面积在200平米以上,这意味着,一套房子的价格通常超过2000万。

西山壹号院的保洁员也居住在后厂村中。除了吸纳大量的精英人群,西二旗一带容纳着大量的服务行业人群,他们在附近的区域从事保洁、保安、厨师等等工作。服务人员收入不高,更倾向于寻找便宜的居所。

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技术创新中心曾指出,从后厂村路的拥堵情况看,潮汐现象严重,拥堵主要集中在早晚高峰。与通常的早晚高峰持续时段(7:00-9:00, 17:00-19:00)相比,后厂村路车流量较多一侧,早晚高峰时段持续时间更长并相对延后。

而大量的服务人员,住在后厂村的平房里,随着西二旗的潮汐一起跳动。

过去与现在

廖树峰说自己在后厂村住了20年。最初的时候,村庄连成一片,后来一些村庄被拆除了,建起了春晖园、夏霖园、秋露园、冬晴园,原来的村民迁入了楼房。再后来,西山壹号院建起了。后厂村渐渐成为周围唯一留下来的村子。

后厂村的周围,高楼拔地而起,一切关于价格的数字都在上涨。周边小区的租房价格这些年翻了一倍。但在后厂村中,单间的价格没有什么变化,一直是五六百元。

廖树峰是重庆黔江人,现在和同乡居住在后厂村的主路旁边的房子中。在他的回忆中,过去村里重庆人居多,被称为“重庆村”,街上的饭店也多卖些重庆口味的小面。重庆人中,又以彭水人为主,他们主要从事搬家行业,这里也被称为“搬家村”,直到现在,村里也停放着许多重庆牌照的车辆。

在公共视野里,四年前,后厂村曾引发短暂的关注。滴滴最初出现时,因为补贴幅度大,许多从事搬家的司机转行干起了滴滴。而到2017年,北京市网约车新政过渡期结束,非京牌汽车不再被派单。一位写毕业论文的学生曾经去后厂村做田野,新政实施后,她去回访,发现几位熟识的滴滴司机已经离开。

2017年左右,据廖树峰说,是后厂村最为热闹的时候,村里的房子密密麻麻,住了有几万人。早些年还有许多北京本地人住在这里。当时主路两侧都是房屋,超市、商店、餐厅一应俱全,晚上甚至有一个夜市。

廖树峰回忆当初有些兴奋:“帅哥也有,美女也有。”小商贩来这里摆摊,卖衣服的、卖饰品的、还有小餐馆,可以吃烧烤喝啤酒。“那时候这里——”,廖树峰一挥手,“人山人海,摊子一直摆到凌晨12点。”

热闹的光景属于过去。干搬家的重庆人依然挺多,但是许多人已经离开,搬到了附近的冷泉村。后厂村住民现在来自五湖四海:河北、东北、河南、安徽、山西、湖北……他们从事的行业包括闪送、外卖、货拉拉搬家、保洁、滴滴司机、保安等等。

如今,曾经的夜市不复存在,主路一侧的房屋已经被拆除,生长出了许多荒草,荒草长得有一人高。厕所也被拆除了,更换成了好几间流动厕所。

挖掘机压坏了地面,土路在雨后变得泥泞,下水道里的水渗漏出来,村里前段时间死了几只黄狗,住民们推测是因为喝了下水道的脏水。一只小黑狗欢快地在村里跑动,它亲人,看起来精神充沛、无拘无束,人们喊住它,叮嘱它千万不要去喝那脏水。

后厂村的女性

如同梁幼君一样,村里的女性,还有年纪较长的男性,多数都在软件园中从事保洁工作。

在《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3月的文章《处在不平等时代的公司》一文中,尼古拉斯·布鲁姆分析了公司是如何加剧收入不平等的。他指出,公司关注其核心竞争力并将非核心业务外包,受到高等教育、拥有稀缺技能的工人在知识密集型领域找到工作,得到高薪、优厚补贴和福利。

与此对应,受教育程度低的工人被劳动密集型公司雇用,薪资停滞甚至下滑,健康险等福利也几乎得不到保障。虽然这两类公司的员工往往在同一栋办公楼里工作,但已经属于不同圈层。节日聚会的时候,根本看不到穷困合同工的影子。

梁幼君没有见过早高峰时期的西二旗,那时候她已经工作三个小时了。对于西二旗早高峰的堵塞,她并没有什么概念。和她一样在这家互联网公司从事保洁的人大约有90位。梁幼君被分配到的工作是清扫三层楼的厕所。她的丈夫负责另一个工区的厕所清扫。

人物杂志刊发的《互联网大厂的厕所难题》一文,曾指出互联网大厂极速扩张下的厕所资源的不足:在人口密集的互联网大厂,厕所更像是一种需要被管控的稀缺资源。随着公司急速扩张,人均厕所占有面积急剧下滑。梁幼君对此深有感触,因为她打扫的那间厕所常常大排长龙。

厕所资源的紧缺带来的是清洁人员的过劳。梁幼君提着桶和拖把,在三层楼之间来来回回。她需要保持厕所清洁、更换厕纸和消毒剂、厕所空间消毒、擦拭洗手台。她一直弯着腰,有时间休息的时候,她从厕所间出来,抬起腰的时候显露出疲态。

汪稚玲和梁幼君前后脚抵达公司。与梁幼君不同,汪稚玲独自来北京打工。她住在后厂村很长时间了。一个月房租500元,没有暖气,冬天她使用电暖器,洗澡用水冲一冲。

她们在公司楼下集合,把带的盒饭放在地下车库小房间的冰箱里。汪稚玲负责工区的卫生。除了常规的卫生清洁外,还包括补充咖啡豆、清洗咖啡机、发放下午茶。

她负责工区是信息安全部门办公区,这个部门的工作需要值班。七点钟,汪稚玲来到公司时,常常看到这个部门的“同学”正趴在桌子上睡觉,她觉得“同学学习太辛苦了”。

在互联网公司的职业培训之中,服务人员会被要求将公司员工称为“同学”。一方面,互联网公司从业者的年纪普遍较轻,许多公司的员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另一方面,管理者有意通过这样的方式营造出一种学校的氛围,方便管理。汪稚玲对于员工们的工作内容不甚了解,她看到黑压压的一片人埋着头,会说“同学们在这里学习、自习”。

汪稚玲来自河南,儿子在本地的富士康工作。2018年,她独自外出打工。她最初在不远处另一家互联网公司做保洁。那时候一个月工资3400块,工作了一阵子,公司拖欠了她的工资,她来到了不远处的这家公司。

来了没多久,汪稚玲发现,工区有个人看着眼熟,她去和男生打招呼,才发现男生和她一样“跳槽了”,她还知道了男生的工资一个月有两万。来了之后,汪稚玲的工资涨到超过4000。但是工作时间更长了,一天中,她有14个半小时的时间要待在这里。

候鸟

李福洋今年63岁了,打零工为生。在一些早上,他5点钟去航天园旁边人才市场做日结,一天赚两百多块。他觉得这样自由:“高兴干就不干,老板不错就多干一天,老板不行就不干了。”

如今他独自一人住在后厂村,儿子在山东长岛打渔。他不愿意做保安,他指着隔着马路的那家保安公司说,那里连着死了两个保安,公司分别赔了30万和25万,从此以后,要求所有保安带着速效救心丸上班。

年纪大了,他做不了别的。通常他会选绿化相关的工作,在公园里修枝,这种活轻松。前一天,他去了门头沟帮人铺猪圈。

村里还剩下30多户,所有人都在等待,等到房东谈妥签字。一旦房东签字后,他们就要搬离这里。李福洋在后厂村住了七八年了,他打算去找其他地方住,也做好了找不到地方,就回安徽老家的准备。像他一样,大部分住民们都没有明确的计划。

王守衡有些不同,他83年出生,今年4月底才来到北京,来给百度做冷气维修。一天工资不错,有300块。他没有见过热闹的后厂村,对这里的过去一无所知。

对他来说,后厂村的生活令人厌倦。他形容住在这里像住在“老鼠洞”,条件差,洗澡就是找没人的房间冲一冲。他盼着6月10号,那一天完成检修,他就要离开这里。

每天早上6点,趁太阳还没出来,他们开始工作。工作地点在楼顶的冷却塔,他听说斜对面就是李彦宏的办公室。但他看不见里面,铁丝网和墙面挡住了。

这是他第一次在互联网公司工作。穿着白衬衣和西装的保安带着他们去坐电梯上到顶楼,他们站在一楼等待,没人出声,保安会呵斥:“不要说话!”他感受到了一种不公平,保安对百度的员工特别客气,“同学小心,同学这边。”他不明白为什么保安要喊员工学生。

常常有些事情让他不舒服。比如,冷气维修使用一种叫做玻璃钢的材料,玻璃钢的碎屑接触到皮肤,皮肤会感受到一种刺痛。碎屑还会溅到身上,产生一股难闻的味道。乘坐电梯时,一起坐电梯的一位百度员工,抬起手,在鼻子前扇了扇风。

再比如,他们坐在花坛上吃午饭,被举报了,之后被禁止再在那里吃了。

他最受不了的是另一件事。他们施工的楼顶和饮水机的位置只有10米。但他们不被允许直接去接水,和物业说了好话,最后是物业负责人帮他们接了水。

我来到后厂村的这天下午,天气已经有些炎热。商店老板娘说对我说,她本来打算安装空调。但这个计划显然不再具备实施的必要性。王守衡下班了。他坐在商店门口喝一瓶冰啤酒,和刘东聊了起来。刘东做闪送,这天早上跑了五个多小时,挣了107块。现在单量不多,他给妻子买了一袋油桃一袋芒果,花了20块。

挖掘机在不远处作业,村庄里尘土飞扬。我和他们一起坐在商店门口的板凳上,不时站起来看向挖掘机的方向。如今新一轮的拆迁又启动了,去年因为疫情的缘故,腾退暂缓了,有人说今年,后厂村将会消失不见。

不时有人来商店里买东西,有人问:“这个楼也扒了?是xx家吗?人搬走了吗?”

老板娘回答:“都搬走一个多月了。”

刘东说起自己的愿望。他是东北人,性格幽默。他调侃自己是在为儿子结婚挣钱,儿子却不领情,恋爱也根本不谈。他已经50岁,精神不错,眼睛有些浮肿。他的愿望是等儿子结婚后,和妻子两个人买一辆房车出去旅行,想开到哪里开到哪里,“自由、快乐”。

这时候,一位老妇人带着孙女从我们眼前走过。她们穿过后厂村,朝着西山壹号院的方向走去。刘东和王守衡看着她们走远,她们的声音听不见了,只能看见女孩蹦蹦跳跳的背影。刘东说:“一看就不是这里的人,气质都不一样。”老板娘附和着。

王守衡沉默,过了有一会儿,他开口说:“那不是,我要是收拾干净了——”他低头看自己的衣服,他穿一件黑色的短袖,一条黑色长裤,上面斑斑驳驳,是油漆留下的印记。

他指指我的鞋,“我的鞋会比你的还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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