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房子砸在中国年轻人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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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号“真实故事计划”

作者:吴向娟

楼市火爆时,年轻人梦想着在大城市安家落户,碍于高房价,部分人会退而求其次选择购置县城的房产。一些县城的房价也因此水涨船高,掏空年轻人的钱包。

而眼下,中国人对房子的信仰正在经受全方位的考验。房地产市场遇冷,县城的房子首先成了鸡肋,年轻人回去住不了,也卖不掉。

卖房

县城房子越来越烫手了。把房子挂出去的一年多,张宁的信心全无。

张宁定居在天津。卖掉老家济宁泗水县城房子的想法,出现在2020年底。房子当时还有租客,为赶上春节卖房的高峰期,张宁提前收回了房子,并做了深度清洁。“县城里很多外地打工的人,过年才有空回家看房。”张宁说。

2021年春节刚过,县城街上的商铺恢复营业的第一天,张宁就挨个向中介公司打电话,热情介绍自己的房子。张宁的房子位于二楼,是个小两居、坐南朝北。房子购于县城楼市火爆的2017年,全款33万(人民币,下同),装修花了11万。

这次卖房,张宁的定价是54万,“加上这些年的物业费、通货膨胀等因素,这个价位很合理”。

信心满满的张宁很快遭遇现实泼下的冷水。电话那头,多家中介公司的答复出奇地一致:“这房子不好卖”。起初,张宁以为是中介公司的套路,不以为意。直到房子挂出三四个月后,只有零零星星一两个人看房,她开始慌了张。

等到五一假期,一对在外地工作的小夫妻专程赶回泗水县城看房,并对张宁的房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可两天后,男方父母的不满,扼杀了这笔即将交易的订单,老人表示:“起码要有个客卧,将来我们带孩子或是有客人来也方便。”

房子挂出后的16个月里,相继有十几拨人来看房。每个人都能找出不满意的地方,不是面积太小,就是采光不好。这让张宁很犯愁,“这届买方好挑剔”。从2021年7月至今,几乎每月她都要在社交媒体上发一条动态许愿:“求顺利卖房!”

等到国庆假期间,县城迎来了又一个看房高峰期,有中介主动联系张宁,建议她降价卖房。电话那头说出的数字让张宁倒吸一口凉气——44万。这几乎是4年前她投入在房子上的价格。“现在的44万和2017年的44万,能一样吗?”她问中介说,“2017年房子三千多一平,现在都涨到五千一平了。”

“现在的房子和2017年的房子能一样吗?”中介反问。张宁沉默了半晌。

张宁不甘心让步,想再探探底。然而,回应她的只有市场的冷清。整个假期,只有一个人来看房,诟病完房子的采光后,便再无下文。

与现实硬碰硬后,张宁只好服软。今年春节,她和丈夫商议,将房子定价调整为47万,“如果有人要买,可以让2万”。半年过去了,房子并没有因为降价变得抢手。

2021年,中国全国房价过万的县城有103个,占全国县城的5%,县城房价普遍都在每平3000元到8000元这个区间。不算低的房价,对于县城原本的人口吸引力有限,但对于在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来说,无疑具有无敌的吸引力:拿一二线城市工资,付县城房贷。返乡置业的热潮背后,房价上去了,建成的房子却空下了。年轻人掏空了腰包,却住不了县城的新房。

远在广州的罗平,为卖掉湖南邵东县的房子也奔波了大半年。罗平的房子位于邦盛凤凰城,曾是当地热销的楼盘之一。今年年初为了卖房,罗平咨询了当地一家中介公司,对方开出的价格是3800元/㎡,远低于该县平均房价。罗平无法接受中介提出的价格,便不再继续沟通。

一直等到今年6月,罗平重新求助中介,这次他换了一家公司,对方给出的价格比上一次更低——3580元/㎡,这与罗平2018年购入房子的价格相差无几。他的房子足足有168平方米,目前还是毛坯房。他仔细算过一笔账,房子按照目前的预估价卖出去“至少要亏13万”,事实上,“也可能根本卖不出去”。

罗平索性跳过中介把房子挂到网上直售,但始终无人问津。偶尔有电话打来,罗平兴奋地接起,发现都是中介公司。中介表示愿意代理出售,可给出的价格都让罗平失望。

为摸清市场,罗平浏览了同小区待售的二手房,情况很不乐观。小区里很多和他家条件相当的房子,价格定得比罗平更低,依然卖不出去。就连同等面积的精装房,价格也没有比罗平的房子高出多少。看着看着,罗平的心一截截凉下去,“现在这个行情,能回本就不错了”。

在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野蛮生长后,县城房的流动性开始变弱。眼见县城的楼市日益萧条下去,新房库存积压,二手房有价无市,妥协的只能是房主。很多房主为了转手,不得不“割肉”离场。

长沙的杨林也在为卖县城房而发愁,他的房子买在湖南益阳赫山远郊的会龙山下,是一套140平米的“山景房”。该楼盘开盘后均价稳在5500元一平,2019年杨林购入房子的价格为77万,装修花费40多万,粗略估算共投入120万。买完才发现“山景房真的在山里”,离城区有十几公里,开车需要20多分钟。

2021年2月卖房之初,杨林将价格定在92万,“能卖掉就好,亏点就亏点”。一个月过去后,没人咨询过。他有些慌张,主动联系了中介公司,多家公司给出了一致的方案——降价。犹豫几天之后,他把价格降到88万,“这一次应该问题不大吧”。然而,房子扔进市场仍没溅起一点水花。

两个月之后,恰逢五一假期,中介建议杨林把房子降到82万。他不死心,“这也降太多了”,经过几轮拉扯,最终定价为83.3万。“这是最后一次降价了,还卖不出去就算了”,他对中介表示。接下来的半年,杨林没有接到任何关于买房的电话,“我都快要忘记有套房在卖了”,他自嘲道。

市场如此冷清,杨林只好亲手打破自己定的规矩,再次降价到79万。“现在已经是倒贴了”,杨林说,这几乎是当初购买毛坯房的价格。

退路

曾几何时,县城房是几亿农村及乡镇人口进城的跳板,在土地财政对楼市的刺激下,县辖区内居民“买房进城”的热情撑起县城楼市的繁荣光景。工作在北上广,买房在小县城,是许多小镇青年的梦。

杨林买县城房就是为了和女友安一个家。2019年,杨林年近三十,结婚在即的他迫切需要一个稳定住所。他找到转行做了房产中介的前同事,对方极力向他推荐山下的楼盘,“说资江一桥即将搬迁至小区附近,楼盘到时候会升值好几倍。”

站在房市火爆的当口,杨林不曾怀疑前同事的话,更何况,他已经等不及拥有一个自己的家。看房当天,杨林和女友通视频电话,向她展示房子的细节,房子得到女友认可之后,他便迅速拿下。

房子单价为5488元一平,首付为20万,买下后需每月背负3000多元房贷。当时杨林在赫山的生计是做贷款业务,收入足以支撑买房后的生活。手头宽裕时,他开始投资超市、炒股,日子过得越来越有奔头。与女友感情确定后,除了赫山,他不曾想过去别的城市。

过去20多年里,中国城镇化率快速跃升到63.89%。城镇人口激增之下,全国县城楼市也普遍存在过度开发的情形,就连二手房的挂牌价格也水涨船高。人们对县城的未来一片看好,前赴后继地奔入楼市。

在广州一家汽配厂工作的罗平,当初回到县城买房是基于更现实的考量。2018年,罗平的大女儿出生,买房成了必须执行的计划。起初,罗平在广州勘察了一圈,手握16万的存款,他发现自己只够付一套 “老破小”的首付,但这实在无法满足他对家的期待。

对未来的忧虑,进一步牵制住罗平的“野心”。那几年,他看到不少工厂倒闭或搬迁到东南亚,开始担心自己的工厂也会发生变动。“广州的房贷可容不得我失业”,罗平思前想后,觉得县城的容错率显然更高。

拿着钱,罗平带妻子一起回邵东老家看房,一路上两人难掩欣喜,辗转了好几家中介公司,最终看上一套168平的大房子。房子位于顶层,通风和采光效果都很好。更重要的是,小区位于新县政府旁边,周边有多所学校,配套设施都较为完善。考虑到女儿将来可能会回县城读初高中,罗平心动了,向亲戚借了3万块后,凑齐了首付。

不同于罗平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县城,对张宁来说,在县城买房更像是她的退路。她的房子买于2017年,当时,“房价要涨”的信息铺天盖地砸来,张宁和丈夫来不及分辨,火速在老家泗水县买下一套房,房子总价33万,首付13万多。就在前一年,他们刚在天津的城郊买下一套三居。两份房贷总计约4000元,对他们来说是笔不小的负担。

在泗水县,张宁拿下的房子是一套小户型,对她来说,这套房子的居住功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小区附近有县城最好的高中,“要是以后天津的事业失败了,还能让儿子回去读书”。张宁的计划做得长远,当时她儿子还在念小学。

张宁和爱人商量,与其让房子空着,不如把村里的父母接到城里生活,“老人年龄大了,很容易磕着碰着,住在村里不方便”。考虑到不要让老人太累,张宁特意选择了二楼的房子。她还专程从天津回到泗水县装修房子,前后耗时三个月,从地板、墙纸到家具选择,全都亲力亲为。

房子装修完半年后,张宁把钥匙给了父母,叮嘱他们“一定要去住”。

空置

县城房总是免不了被空置的命运。缺乏支柱产业的县城,无法提供理想的就业机会,无论是脱离土地的农民,还是追求发展的年轻人,即使买了房,也很难在这里真正安家置业,县城人口外流导致的空心化问题日益凸显。根据2017年发布的《中国城镇住房空置分析》显示,中国的城镇住房空置率已达到21.4%,其中,三四线城市的县城空置率达到30%左右。

张宁没想到,在村里住了一辈子的父母并不适应城里的生活。在老人看来,村里的大平房住着宽敞多了,还有一个大院子,走在路上随便都能找到人唠唠嗑、打打牌。但城里的房子总是太吵,半夜都能听到街上的声音,周围的邻居也很难搭上话,唯一的娱乐只剩下看电视,但操作起未免太复杂。

最后,父母竟搬回村里去了。理由是:“地里的菜没人看可不行,囤的粮食还要晾”。

父母走后,张宁索性将房子出租。房子挂出去四个月后,以每月1100元的价格租出。作为房东,张宁并未如愿躺平,麻烦接踵而来,“三天两头说家具坏了,让我花钱找人维修”,张宁抱怨道,“这房子才刚装修完一年啊”。

一天,正在上班的张宁接到邻居电话,“房子漏水了,楼下天花板都在滴水”。张宁打电话给租客,对方称回老家了,赶不回来,她急忙让父母前去收拾。父母一进门,就发现“屋里一团糟,卫生间的水龙头还在哗哗地流”。事后,张宁决定收回房子,不再出租。

房子再次闲置,并且,越来越可能一直闲置下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张宁发现,自己回不去县城了。老家位于高考大省山东,每次过年回家看到亲戚家的孩子密密麻麻的学习日程,张宁都暗自庆幸当初把孩子带去了天津。儿子在天津的学习相对轻松,学校更注重全面发展,张宁越来越觉得,这才是她期望的教育方式。

既然不是为了儿子,县城的房子就没必要再留着。

与张宁一样,罗平为女儿在县城铺好的路也开始摇摇欲坠。罗平的大女儿即将升小学,他却没有信心申请到公立学校,“现在入学和以前不一样了,名额都是留给高级人才的孩子,我这样没学历、没技术的人,很难为女儿争取到”。据罗平回忆,早些年他们厂区附近的小学,外来务工者的孩子都能申请。这几年,学校的申请条件越来越严苛,罗平的许多工友不得不把孩子送回老家,实在不忍心的,就送去私立学校。罗平选择了后者,对这个家庭而言,这将是一笔巨额开销。

罗平曾算过一笔账,家中四口人,每个月开销至少1万元,其中房租1500元、大女儿学费1700元、房贷2794元,再加上车贷、生活开销和一些杂费,“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去年年底,罗平给自己的2022年定下目标——存够三万块。半年过去后,存款仍为零。广州多暴雨,工厂受此影响总停工,罗平也跟着断了收入,“都开始吃老本了”。走投无路之际,可施行的方案只有一个——卖掉县城闲置的房子。原本为未来铺的路,转眼就需要拆掉填补眼下的路。

年轻人在楼市火爆时下单县城或市郊的房子,作为在大城市打拼的退路,没成想生活有时候竟无退路可言。县城成了回不去的故乡,曾经的计划变成了错配的资产。

2021年,杨林的事业跌至低谷,欠下上百万的债务,他不得不去长沙寻求工作机会,“赫山的工作,工资都是三四千,我要是这样赚钱还债,估计得还到下辈子”。与此同时,他与女友的感情也走到尽头,对赫山再无眷恋,县城的房子只剩下一个用处——卖掉偿还部分债务。

冷静下来思考后,张宁也发现,当初自以为明智的规划,其实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10年前,张宁在泗水县一家超市做售货员,每月拿着2000元的工资,孩子出生后,现实压力成倍飙升,买奶粉、上学、看病,每一样都需要靠钱支撑。

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2012年,张宁和丈夫来到天津做家居生意,收入翻了几倍,还在天津买了房。如果放弃这一切再回县城,一家人的生活靠什么来维持?在县城置房的计划越想越经不起推敲,张宁终于想明白,既然回不去了,好歹要及时止损。

不过前提是,得先把县城的房子卖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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