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上任伊始，其对华团队的人事任命引人注目。因为除了如沙利文、坎贝尔等资深官员外，两名年轻官员杜如松（Rush Doshi）与朱利安·格维兹（Julian Gewirtz）的任命也备受瞩目。
杜如松与格维兹最近都加入拜登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
两人都长期进行与中国相关的研究，被视为拜登团队中新一代的“中国通”。但与老一辈不同，两人对华态度上较为鹰派，对于美中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看法也更加现实。
杜如松：曾在云南交换
翻阅杜如松与格维兹的简历，不难发现他们都通晓中文、并曾在中国长期学习、生活。
毕业自普林斯顿、哈佛两所常春藤名校的杜如松通晓中文与印地语。
值得注意的是，他2012年获得美国政府资助的富布赖特项目奖学金前往中国交流。不过他没有选择北京、上海等热门一线城市，而是在昆明的云南大学交换一年。在这期间，他游历喜马拉雅山，研究中缅、中巴、中印边界问题。
他在进入白宫之前担任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s）中国战略计划主任。
在美中关系上，杜如松曾将两国之间的竞争与一战前英德之间的竞争类比，认为21世纪的中美经济对抗与19世纪的英德经济对抗“诡异地相似”（uncanny resemblance）。他在这篇2018年刊登于《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上的文章中总结，美国应在经济手段之外与盟友合作抗衡中国。
今年1月12日，杜如松呼吁美国与盟友合作制衡中国的观点进一步得到阐述。他与在白宫的上司、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外交事务》上合作发表题为《美国如何加固亚洲秩序—恢复平衡与正统的战略》的文章，点出中国在亚太日益增长的实力、以及北京更加大胆的“领土冒险主义”，让区域更加不平衡，而特朗普政府忽视盟友的做法，让中国更有重塑亚洲秩序的机会。因此，美国有必要重新与亚洲接触。
在今年将出版的新书《长远的策略：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中，杜如松也指出中国过去30年里的三次外交战略转向。
在他看来，第一次“转向”发生在1980年代末期及苏联解体后，中国采取“韬光养晦”外交路线，却开始以贸易、加入区域组织等方式弱化美国影响力，目标是重新制定规则。第二次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北京判断美国陷入经济困境，于是坚定建立区域秩序的决心。第三次“转向”则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民粹主义的崛起破坏了国际秩序，让美国地位受到中国的挑战。
格维兹：80后中国通 曾在《财经》实习
另一方面，属于“80后”的格维兹2009年曾加入由中国知名媒体人胡舒立创立的《财经》杂志社实习，这段经历激发了他日后研究美中经济学家往来历史的兴趣。
格维兹2013年从哈佛大学取得学士学位，过后进入牛津大学攻读中国现代史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曾短暂休学，进入奥巴马政府，担任能源部副部长的国际事务特别顾问。
2018年，他以罗德学者身份获得牛津大学中国现代史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
完成博士学位后，格维兹成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历史和公共政策研究员，以及哈佛大学威瑟海德国际事务中心学者，过后也进入外交关系协会，任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
从格维兹的博士论文及过后发表的多篇文章中不难发现，他擅长从分析中国领导层的思维出发来思考美国的应对之策。
格维兹去年底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指出，中国领导层多年来始终坚信，美国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并因此要遏制中国的发展，而特朗普政府的种种做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这种判断。
他认为，中国对于美国正走向衰落的预期使得他们敢于采取“更有攻击性的姿态”（taking highly aggressive positions）。
在格维兹看来，美国已经不可能通过“外交安慰”来说服中国领导层放弃当前的姿态。他认为美国需要做的，是要向中国证明，“美国仍然强大，能够可靠地恢复其力量和领导力的源泉”。
不过格维兹也建议，两国需要避免竞争带来“最糟糕的结果”，在网络战以及南中国海争端等“最危险”的领域通过谈判来划定警戒线，并实施有效的危机管理和冲突降温机制。
总结：抗衡中国成为“主旋律”
杜如松与格维兹对中国的态度与拜登此前表述的涉华大方针相似，都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强力挑战者，但双方依然在某些领域上有合作的可能性。
同时，两人也都承认，中国对美国带来的挑战，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过去一段时间内展现出的衰退姿态。
由此可见，与老一辈的“中国通”相比，杜如松与格维兹所代表的新生代对待中国的态度更具现实主义，不再以与北京建立互信作为出发点，而是强调要抗衡中国在区域及全球的崛起。
杜如松与格维兹会如何推动拜登的涉华政策？目前来说或许依然言之尚早。但正如格维兹去年底的文章中指出，美国需要新的对华政策，而不是“怀旧般地‘重置’中美关系，也不能抱有惶恐不安及听天由命的一厢情愿。”（A different approach—neither a nostalgic “reset” nor that fearful and fatalistic vision—is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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