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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察:杜如松与格维兹:拜登对华团队内的“小鹰”

拜登团队里的两名年轻官员杜如松(右)与朱利安·格维兹(左)都是新一代中国通,被视为对中国采取了更为现实主义的态度。(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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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任总统拜登上任伊始,其对华团队的人事任命引人注目。因为除了如沙利文、坎贝尔等资深官员外,两名年轻官员杜如松(Rush Doshi)与朱利安·格维兹(Julian Gewirtz)的任命也备受瞩目。

杜如松与格维兹最近都加入拜登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中国事务。

两人都长期进行与中国相关的研究,被视为拜登团队中新一代的“中国通”。但与老一辈不同,两人对华态度上较为鹰派,对于美中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看法也更加现实。

杜如松:曾在云南交换

翻阅杜如松与格维兹的简历,不难发现他们都通晓中文、并曾在中国长期学习、生活。

毕业自普林斯顿、哈佛两所常春藤名校的杜如松通晓中文与印地语。

值得注意的是,他2012年获得美国政府资助的富布赖特项目奖学金前往中国交流。不过他没有选择北京、上海等热门一线城市,而是在昆明的云南大学交换一年。在这期间,他游历喜马拉雅山,研究中缅、中巴、中印边界问题。

他在进入白宫之前担任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s)中国战略计划主任。

在美中关系上,杜如松曾将两国之间的竞争与一战前英德之间的竞争类比,认为21世纪的中美经济对抗与19世纪的英德经济对抗“诡异地相似”(uncanny resemblance)。他在这篇2018年刊登于《华盛顿季刊》(The Washington Quarterly)上的文章中总结,美国应在经济手段之外与盟友合作抗衡中国。

今年1月12日,杜如松呼吁美国与盟友合作制衡中国的观点进一步得到阐述。他与在白宫的上司、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外交事务》上合作发表题为《美国如何加固亚洲秩序—恢复平衡与正统的战略》的文章,点出中国在亚太日益增长的实力、以及北京更加大胆的“领土冒险主义”,让区域更加不平衡,而特朗普政府忽视盟友的做法,让中国更有重塑亚洲秩序的机会。因此,美国有必要重新与亚洲接触。

在今年将出版的新书《长远的策略:中国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The Long Game: China’s Grand Strategy to Displace American Order)中,杜如松也指出中国过去30年里的三次外交战略转向。

在他看来,第一次“转向”发生在1980年代末期及苏联解体后,中国采取“韬光养晦”外交路线,却开始以贸易、加入区域组织等方式弱化美国影响力,目标是重新制定规则。第二次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北京判断美国陷入经济困境,于是坚定建立区域秩序的决心。第三次“转向”则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后,民粹主义的崛起破坏了国际秩序,让美国地位受到中国的挑战。

格维兹:80后中国通 曾在《财经》实习

另一方面,属于“80后”的格维兹2009年曾加入由中国知名媒体人胡舒立创立的《财经》杂志社实习,这段经历激发了他日后研究美中经济学家往来历史的兴趣。

格维兹2013年从哈佛大学取得学士学位,过后进入牛津大学攻读中国现代史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曾短暂休学,进入奥巴马政府,担任能源部副部长的国际事务特别顾问。

2018年,他以罗德学者身份获得牛津大学中国现代史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

完成博士学位后,格维兹成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历史和公共政策研究员,以及哈佛大学威瑟海德国际事务中心学者,过后也进入外交关系协会,任中国研究高级研究员。

从格维兹的博士论文及过后发表的多篇文章中不难发现,他擅长从分析中国领导层的思维出发来思考美国的应对之策。

格维兹去年底在《外交事务》杂志发文指出,中国领导层多年来始终坚信,美国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并因此要遏制中国的发展,而特朗普政府的种种做法进一步巩固了中国的这种判断。

他认为,中国对于美国正走向衰落的预期使得他们敢于采取“更有攻击性的姿态”(taking highly aggressive positions)。

在格维兹看来,美国已经不可能通过“外交安慰”来说服中国领导层放弃当前的姿态。他认为美国需要做的,是要向中国证明,“美国仍然强大,能够可靠地恢复其力量和领导力的源泉”。

不过格维兹也建议,两国需要避免竞争带来“最糟糕的结果”,在网络战以及南中国海争端等“最危险”的领域通过谈判来划定警戒线,并实施有效的危机管理和冲突降温机制。

总结:抗衡中国成为“主旋律”

杜如松与格维兹对中国的态度与拜登此前表述的涉华大方针相似,都认为中国是美国的强力挑战者,但双方依然在某些领域上有合作的可能性。

同时,两人也都承认,中国对美国带来的挑战,一部分原因在于美国过去一段时间内展现出的衰退姿态。

由此可见,与老一辈的“中国通”相比,杜如松与格维兹所代表的新生代对待中国的态度更具现实主义,不再以与北京建立互信作为出发点,而是强调要抗衡中国在区域及全球的崛起。

杜如松与格维兹会如何推动拜登的涉华政策?目前来说或许依然言之尚早。但正如格维兹去年底的文章中指出,美国需要新的对华政策,而不是“怀旧般地‘重置’中美关系,也不能抱有惶恐不安及听天由命的一厢情愿。”(A different approach—neither a nostalgic “reset” nor that fearful and fatalistic vision—is nee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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