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人直播带货 商机中藏陷阱

冠病疫情影响了一些艺人的生计，他们另寻出路，加入直播带货的热潮。《联合早报》访问“卖鱼哥”王雷、歌台大姐大刘玲玲，以及电视主持人Pornsak，了解他们直播带货时碰到的陷阱。记者也向律师了解艺人的法律责任，以及消费者该如何保护自己。

近年来不少海外艺人进军网络直播界开拓新财路，这股“直播带货”风潮今年在冠病疫情暴发后延烧到本地。

不少歌台艺人如王雷和刘玲玲等，在疫情期间因失去主要收入来源而转战直播界。当中，王雷凭独特的草根风格闯出一片天，成为红遍海内外的“卖鱼哥”。明星美发师李荣达的发廊生意在阻断措施期间大受影响，他看准直播带货的商机，与Pornsak和谢韵仪成立Mdada公司，一起在网络上另辟出路，从蛋糕一路卖到古董车和豪宅。

王雷直播带货至今约八个月，最高纪录同时有超过6万人上线。刘玲玲6月开始直播带货，最高上线人数约1000人，Mdada 9月进军带货市场，每次有数百人上线。

艺人直播带货，赚的是基本的站台费加上抽成，但也有只收站台费或抽成的，费用多少及抽几成视情况而定。

除了以上几人，本地直播带货的艺人还包括李国煌、李腾、陈建彬、刘谦益、程旭辉、郑盈盈，以及歌台艺人皓皓、李佩芬和承泽等。

疫情推动了直播带货的市场，艺人看似捞得风生水起，但个中的难处和辛酸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他们不仅要调适自己适应网络直播生态和运作，卖货时更须步步为营，因为网络世界处处有地雷，必须慎防掉入陷阱，惹祸上身。例如，早前香港艺人曾志伟直销卖酒，遭买家投诉卖假酒，纷纷要求退款。陈小春在直播中低价卖“金条”，买家收到货后，发现是一块金色塑胶片，感觉受骗。

王雷从4月份直播带货以来，风波不断，踩了不少地雷，也吃了一些闷亏，但他坚守原则，越战越勇；Pornsak从经验中学习，吃过亏后学会保护自己；刘玲玲则会做足功课，确保所卖的产品合乎标准。艺人直播带货到底会遇到什么陷阱和地雷？他们又如何保障自己的权益？

从歌台一哥到火红的卖鱼哥，王雷从4月到现在，直播生意做得风生水起，目前聘有10几个员工，还有自己的办公室。

他最高纪录是：一个小时内，有超过2000人跟他买货。因为名气大，来找他合作的商家数以千计，“我现在卖的东西超过百样，鱼、榴梿、饼干、爆米花、蛋糕和鲍鱼等什么都有。每一样我都会先尝试，这是我保护自己的方式，不能过自己那一关，怎么可能卖给人家？”

他坚持不卖三样东西，“第一是口罩，疫情初期口罩缺货，有商家来找我卖半个货柜箱的口罩，能让我赚至少8万元，我不赚！因为我觉得不该发这种国难财，赚这样的钱会吃不下睡不好，所以到现在我都不卖口罩。”

第二样不卖的是保健品，他说：“万一卖到山寨版的产品，出了什么事要负很大责任，我觉得赚100万都不够赔人家一个健康的身体。第三，我不卖美容产品，因为我这张脸没有说服力，不要欺骗观众，哈哈哈。”

虽然小心翼翼地坚守原则，但王雷还是有掉入陷阱的时候，“曾发生过有饼干厂商告诉我，他给我的价钱比市价低，我不疑有他，结果却疏忽了，原来产品一个月后就过期了！”幸好他及时发现，虽然已经付钱给商家，他还是把饼干全部丢掉，“这是我自己疏忽，无从追究。所以现在我很注意有效日期，这是很大的地雷。”

另一种地雷，是供应商跟他说产品在市场上卖某个价钱，王雷信以为真，结果却发现市价比他卖的价钱便宜，“那次我被顾客骂惨了，结果我们把钱退给顾客。”

卖得贵会有问题，但卖得太便宜也不行，他说：“假设我卖11元，但同样的产品超级市场卖15元，超市就会向厂商投诉，这样的情况我发生过两次，厂商会要我提高价钱。”

除了这些陷阱和地雷，王雷自开播以来引起不少争议，有人批评他满口污言秽语，有人举报他售卖濒临绝种贝壳类所产的珍珠。他还无意间触碰宗教及中台两岸的政治话题。对于这些，他都深感无奈，强调自己无意冒犯宗教，也不想被扯入政治课题。

问及被指卖濒临绝种的贝壳类所产的珍珠，他说：“我带的货几百种，没办法一一去了解，但我相信只要是能在新加坡卖的货品，新加坡政府是有把关的！”

至于飙脏话被批评，王雷说：“如果父母担心我影响家里的小孩，我建议他们拉黑我，不要看就没事。”他坦言不会改变风格，“之前有人提醒我粗话说太多，于是我就减少讲粗话。但7月开始少飙脏话后，人潮减少了，订单从500张掉到50张。我有一大批人要养，谁帮我？”

树大招风，生意做得好自然有同行眼红，也会有人想要利用他的名气。王雷坦言，一些在直播中留言搞破坏的是同行，“我们都看得出来，因为一些东西是行家才会懂的。”

至于那些蹭热度想红的人，他无奈地说：“千万别拿我的工作来让你爆红，因为我须要养家糊口！”

Pornsak卖产品前都会先审核，他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例如美容产品和服务，我们会查看并试用两个星期，然后再上网卖产品。”

Mdada也坚持和厂商签约，他说：“因为我们中过招！有一次某餐馆请我们帮忙促销，但声称没预算，希望我们帮忙做一点宣传。我们问对方能否通过我们的平台送餐券，对方也答应了。结果做完直播，对方却说要我们三人到餐馆做直播，才会送餐券。因为没有签约的关系，我们只能吞下去。”

另一次，商家口头上答应买产品，送两套眼膜护肤品，结果卖了四天之后，商家才说搞错了，是送一套，Pornsak说：“结果我们必须一通一通地打电话通知顾客，向他们道歉说搞错了，此外还要承担几千份的信用卡付账费用。经过几次之后，我们吸取教训，无论大小产品都要签合约。”

凡走过必留痕迹，网络世界更是容易被检视和监视的地方，因此绝对不能造假或夸大其词。Pornsak说：“有些东西是不能讲的，例如你没有把握的话，就不能说你卖的生发水用了之后能立刻让使用者有浓密的秀发。又或者你卖塑身衣，不能说穿了能让人一天内从100公斤变60公斤。”

直播主也不能口误说错话，他举例：“例如买二送一，不能说成买一送二，如果没有及时纠正，我们过后就真的得买一送二了，差价得自掏腰包。所以直播之前我们都会开会，互相提醒每一次直播的内容，确保不会搞错。”

顾客通过直播买东西，很多时候是冲着对艺人的信任，艺人因此多了一层责任，Pornsak说：“毕竟顾客在网上买东西摸不着闻不到，全靠我们三个人的介绍，靠的是我们的知名度和信誉。李荣达常开玩笑说我们做直播是跑不了的，全新加坡都认识我们。”

直播带货看似简单，但其实需要一整个团队协力完成，他说：“除了在镜头前的我们，还有负责产品的，负责宣传的，以及客服团队和送货员等，是一个群体作业。”

艺人直播带货也需要很大勇气，Pornsak说：“如果开直播然后没人进来看怎么办？我们还得面对酸民的很多问题，此外还得承担销售量的压力。而且直播的反应好坏是即时的，如果人数从3000掉到2500，你就知道有问题了，要及时做调整。”

开门做生意会遇到刁钻的客人，网络上也会有难搞的顾客，他说：“但无论是店面售货或者网上卖东西，原则都是‘顾客永远是对的’。”

本地歌台大姐大刘玲玲抱着谨慎态度跨界直播，她告诉记者：“艺人做生意很难十全十美。我们是艺人不是商人，基本上很多防备的功夫会做得不足。你问我唱一场歌台多少钱我知道，你问我一样产品值多少钱，我就一窍不通了。”

因为对做生意并不在行，刘玲玲决定要卖什么货之前，一定会做好功课，“我会搞清楚货品在本地有没有设厂，货品有没有经过审查，是否安全。”

她没有和厂商签合约的习惯，靠的是对彼此的信任，“所以我只和熟人合作，或者是由熟人介绍，否则我不会冒险，至少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我也知道来龙去脉。”

刘玲玲也珍惜顾客对她的信任，“顾客越支持你，你就越有责任保护他，不能让顾客对你失去信心和信任。他们是因为支持你才看直播买东西，我们不能因为要赚钱损失一个粉丝，那很划不来。”

谈到直播带货的压力，刘玲玲说：“你在舞台上唱歌，台下说什么你是听不到的，你只要把表演做好就好。但是在线上，网友说的每一句话，即使是把你祖宗十八代骂完，你都得接受。以前是艺人在台上损观众，现在变成观众损艺人。”

做买卖有它的程序，从卖货、包装到送货，还有售后服务等，她说：“它不像唱歌那样，唱完你的责任就结束了。”

此外，上线人数和销售额也会构成压力，刘玲玲说：“卖得好怕没有人手送货，卖得不好又没有收入，而且很容易走漏风声，你业绩不好业界会知道的。”但她尽量不给自己太多压力，“卖得好当然开心，卖不好我也不会去羡慕其他业绩好的艺人，我觉得还是轻松过日子比较好。”

正气律师事务所的陈鲁伊律师受询时，谈到艺人直播带货的风险，“据我了解，大部分做直播带货的艺人，推销的都不是自己品牌的产品，但因为他们等同于这些产品的代言人，所以一旦出现问题，他们可能成为被追究的对象。”

陈律师指出，严重的话，艺人可能还得负起诚信等责任，“不过比较大的责任，通常是疏忽或者刻意做出虚假陈述，例如（在直播中）说某些保健产品是安全的，或者100%有机，顾客如果以此为依据，就有可能产生问题。”

如果产品出现问题，直播主须要负责吗？陈律师说：“理论上直播主须要负起责任，但也取决于他们在直播中说了什么。假设他们在直播时保证产品是安全的或有机的，如果事实不是如此，一旦有人吃了之后健康出问题，那可能艺人就有责任。不过如果艺人只是说这产品好，对他们有效用，这不代表这产品在其他人身上也会有效。”

因此艺人要保护自己，首先要谨慎说话，陈律师建议：“他们可以在直播中声明自己并非所售卖产品的专家，只是提出自己对产品的看法。艺人也该避免说一些没有根据的陈述，在推销产品前也应该做足功课，了解产品的可靠性。”

消费者要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陈律师说：“买东西时须谨慎，卖东西的人难免会夸大其词，但他们往往不是专家，而是以他们的认知去介绍产品。此外，如果某样产品（被推销到）好到不可思议，就该提高警惕，尤其是医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