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地拍摄纪录片困难重重，除了播映平台受限，制作经费难筹集也叫许多电影工作者却步。不过，“纪录片阿姐”陈彬彬认为，即便挑战多多，亦可善加利用纪录片的自由度，尝试不同的风格和内容。
我们偶尔会在新加坡国际电影节上看到本土纪录片，但土产纪录片要在主流戏院公映不容易，2016年有邓宝翠的《我们唱着的歌》，2017年是陈彬彬的《终有一天》（In Time To Come）。去年本地公映大概八部剧情片，纪录片则零部。今年截至目前放映了五部片，当中一部是纪录片《从维多利亚街到宏茂桥》。纪录片，少得可怜。
自1998年郑德禄所导的《钱不够用》掀起热潮后，本地电影制作也有21年了，剧情片其实拍得不容易，更何况是纪录片。在本地制作纪录片，有什么挑战？
邓宝翠：拍纪录片三难
邓宝翠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提出三大点：第一，本地人不是善谈的民族，语言表达能力有限。第二，历史题材局限，因为历史资料的储存不齐全，细节不够。她说：“在英国要做个历史题材，跑趟大英博物馆就行了。我们这里历史资料不完善。”她认为本地地方小，本地人常搬家，一直在丟东西，而潮湿的天气，也容易让东西发霉，不易保存。
也许很多人认为，本地生活相对稳定，艺术不蓬勃，政治题材又最好别碰，纪录片题材的选择应该很受限。邓宝翠不这样认为：“题材不会局限，因为我只拍我所关心的题材，比如文化，文化题材里就涵盖政治性。”她表明选择文化题材，因为政治可以改朝换代，但文化历久弥新。
邓宝翠做纪录片是无心插柳，她从不认为自己有使命感，但拍的题材必定要触动到她。《从》点出华校演变的历史，她念书没面对华、英教育的交替，但学长姐有。她当年在联合早报当记者，也没与同事聊过华、英教育交替：“《从》让我回想起自己成长中有些事没说清楚，却也感动到不同年代的观众，他们通过《从》来寻找自己。”
《从维多利亚街到宏茂桥》在国泰大厦戏院（Handy Rd）放映，读者可上网：www.cathaycineplexes.com.sg查询详情。
邓宝翠到英国念电影时，脑海并没浮现将来要拍摄纪录片的念头，《我们唱着的歌》2015年诞生后，她惊觉那么多人爱它，今年推出的《从维多利亚街到宏茂桥》则是母校圣尼各拉今年庆祝85周年的作品，两部纪录片间中，她导了口碑一致叫好的剧情短片《柳影袈裟》，她打趣说：“结果规划的剧情长片一直没生出来。《从》一半剧情一半纪录片是挑战，也证明我可以拍剧情片。”
以新谣为题材的《我们唱着的歌》是本地纪录片的“创举”，吸引了政界人士去观看，受邀的有教育部长王乙康，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高级政务次长马炎庆、工人党党魁刘程强等，而李显龙总理、国务资政张志贤、文社青部长傅海燕、工人党陈硕茂等则自掏腰包进影院看。
《我》2014年在百胜楼举办重返书城新谣演唱会，轰动一时，也影响了不少人以这种“重聚”形式作拍摄或办活动，尤其是2015年SG50活动常出现这类噱头。电视剧《起飞》也以新谣为题材，结局是室内演唱会与观众重聚。可见，好的纪录片有一定影响力，《我》票房也比本地一些剧情片还要高。
第三，找钱不容易。邓宝翠说《我》是幸运的，制作成本35万元，其中30%来自新加坡国家文物局，其余得去找，所幸本地热爱文化的前报人杜南发等，以及默默支持华文文化的机构，都伸出援手。
她希望政府多协助纪录片的拍摄，而纪录片工作者也要提升自我素质：“不要安于现状，不要在自己的小圈里孤芳自赏。”
平衡创意与成本
《忆记新加坡河》制作人李洁颐点出拍摄纪录片三大挑战：资金、播出渠道与团队。她说：“资金不多，政府有一些基金，但未必拿得到。电视纪录片也没有多少免付费频道可以播出。中文纪录片也缺乏中文人才。”
《忆》导演林少鹏认为现在年轻人爱拍微电影，很少去磨炼拍纪录片的技巧：“纪录片得要有经验的人从旁指导，拍摄过程的突发状况，不是书上可以学到的。”纪录片要把握受访者第一瞬间的真实反应，受访者不可能如剧情片演员先拿到剧本去准备，纪录片导演的临场发挥，也具挑战性。
导演往往站在创作角度，不介意花钱，制作人一边要作品得到观众共鸣，另一边又不能放纵导演，得控制成本，因此得在客观与主观中觅得平衡。
李洁颐忆述制作“ Dining With Death”系列时，林少鹏到日本拍摄石头鱼的厨师，厨师告诉他，河豚的内脏经过处理是可以吃的，他的哥哥从事这个工作，全日本拥有这种执照的只有10人， 林少鹏听了当然想去访。李洁颐说：“他联络我，我挣扎了一下，我们的内容已足够，还需加入刚发现的这个吗？让他去访，他得延长在日本逗留的时间，日本住宿是很贵的。”考虑了观众应该也会好奇可以上桌的河豚内脏，她答应了导演：“增加日本的费用，我就减少其他开支。”
“纪录片阿姐”陈彬彬曾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学生纪录片”奖，作品屡受邀到外地影展放映。她1996年就推出与2001年纪录片《搬家》同名的纪录片《搬家》（Moving House），此纪录片记录了她的家人。
拍摄纪录片20多年，她的挣扎又是什么？陈彬彬说，她从不把自己当纪录片导演：“我是利用现实去做艺术的艺术工作者。艺术家面对的问题不外是资金，还有，培养观众与电检，也是工作一部分。新加坡电影发展司2013年开始有纪录长片基金，在这之前拍纪录片的话，只能自求多福，但很幸运的，我老早在国际上的影展获得资助与放映机会，让我在早期就能持续纪录片的工作。”
有鉴于培育纪录片新导演的重要，陈彬彬目前担任新人纪录片导演杨淑玲《孺子不可教也》（Unteachable）的执行制作人。《孺》计划今年推出，讲述普通（工艺）源流学生的故事。
谈到本地对纪录片的支持度足够吗，陈彬彬先说：“我们不可以忽略的是，得不断拍出好的纪录片。”顿了顿她说，刚开始自己不会推展作品，也不知培育观众是必要的工作。她说本地也有纪录片基金可以申请：“但我不晓得他们认为怎样的纪录片才是成功，如何追踪并让所谓的‘成功’能成长。”
善用纪录片的“自由”
对于本地纪录片的未来，陈彬彬坦承纪录片在电影世界中属弱势：“也因为这样让我们有更多自由去尝试不同的风格与内容，我就利用这样的方式做了《新加坡风》《备忘录》《星国恋》和《终有一天》。我希望新导演也能善用这样的自由。”
李洁颐认为目前纪录片工作者青黄不接，她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科技发达，年轻人太依赖科技，不知如何表达故事。我希望年轻人懂得欣赏过去的许多事物，并记录下来。”
李洁颐认为中文纪录片有增长空间：“把自己最好的呈现出来，就像我们的《忆记新加坡河》不是大片，但天时地利人和，可以走到海外那么远。”据所知，人协将把《忆》带进社区，让更多国人可以看到。
林少鹏坦承，纪录片会百花齐放，再往前走一步吗，他不知道，但大家都得继续再努力与尝试，多通过国际不同电影展来交流。他也认为本地纪录片导演可以团结，让这个行业茁壮。
邓宝翠对纪录片前景不感乐观，因为各环节得配合得好，包括观众的支持，她说也需要好的推展人。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能在威尼斯发光，背后的推展人功不可没。她说：“我们需要像焦雄屏这样的人才，而不是只顾打扮得美美走红地毯和出现在鸡尾酒会的人。”
本地剧情长片《德士当家》与《财神爷》导演孙立人拍摄纪录片长达10年，前后导了约五六部，不久前为海军拍摄了六集与海相关的纪录片，包括访问前海员、卖鱼的家庭等，他说：“让大家看到普通人与海的关系。”
有适合的题材，他将继续做纪录片：“身为电影人，我们不断地在找钱，所以我不担心找钱，找钱是平常的事。”顿了顿他补充：“我喜欢挑战，不困难不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