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商希望在扛起“主发展商”责任的同时，政府能给予他们更大灵活性，增加用途灵活的白色地段，以及降低发展费和调整某些地段地契等。
本地多家发展商对未来经济委员会提出的“主发展商”（master developer）的建议表示兴趣，一旦政府决定推出大范围地段供发展商招标时，他们将积极争取这庞大地段的规划与发展项目。
不过，发展商希望在扛起“主发展商”责任的同时，政府能给予他们更大灵活性，增加用途灵活的白色地段，以及降低发展费和调整某些地段地契等。
受访分析师则表示，目前可供发展商开发的地皮不多，大范围地段发展项目，预料能给发展商带来巨大商机。
凯德新加坡（CapitaLand Singapore）首席执行官温启明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凯德是一家全球性房地产公司，但新加坡作为我们的本地市场，很期待能对新加坡作出有意义贡献。”
他说：“通过参与主要发展商计划，凯德必定能在打造新加坡成为机遇处处的蓬勃互通城市过程中，起着一定的作用。”
他也表示，房地产是资本密集行业，而凯德建立了亚洲最大房地产基金管理业务之一，使公司有能力投资新项目，更快地扩大业务。
星狮地产（Frasers Centrepoint）新加坡总裁邓国佳说，未来经济委员会报告为本地房地产业提供了许多令人兴奋的机会。而公司已在海外看到一些成功例子。
主要发展商模式是刚出炉未来经济委员会报告书提到的建议之一，委员会指出，未来私人业者可负起主要发展商责任，主导一些地段的发展。
此前，国家发展部长兼财政部第二部长黄循财在新加坡产业发展商公会（REDAS）常年晚宴上已提出这个发展模式。他说，政府将参考伦敦的国王十字（King's Cross）和金丝雀码头（Canary Wharf）等公私合作开发模式，把大范围的整个地段卖给一个主要发展商。
随着政府近年减少售地，许多发展商的土地库存都告急，手上没有剩下太多地皮可供发展，分析师认为，这种新模式为发展商提供庞大地皮，进而带来巨大商机。
仲量联行东南亚研究主管蔡炎亮说：“对发展商来说，大范围地段必定意味着资本更密集、风险更大。但同样地，新加坡发展地段一般规模较小，这类地段也为发展商提供了目前本地市场缺乏的商机。”
智信研究与咨询（R'ST Research）总监王伽胜也表示，地区性发展项目可能更符合一些大型发展商的胃口和经验。
他打趣地说：“在新加坡，我们有100万平方英尺的购物中心——怡丰城（VivoCity），这是新加坡最大购物中心。但在一些地方如中国，发展商参与的是比怡丰城面积大十倍的商业项目，100万平方英尺的项目对他们来说，或许只算得上是小型项目。”
不过，他也认为，相对于其他地区，新加坡开发成本非常高，一个相同规模的发展项目，新加坡开发成本可能是中国或马来西亚的好几倍。因此，要吸引更多发展商参与主要发展商计划，王伽胜认为，政府除了应提供地点优越的地段，也应考虑针对这些特别发展项目，减少甚至撤销额外买方印花税(ABSD）。
一些发展商受访时强调，政府要成功落实主要发展商模式，应给予发展商更多支持和伸缩空间。
温启明建议说，政府可提供更多白地地段，让发展商决定这些地段用途。他也希望政府能大幅降低一些地下空间的发展费，拨增地下空间的建筑面积；以及缩短一些实验空间的租期，以鼓励实验和创新。
华业集团副总裁粘为信也说：“我们的建筑环境需要灵活地适应新的商业模式和不断开创新的空间用法。所以，我们认为制定土地用途和规划时可以不必这么规范化。”
由于主要发展商模式涉及大范围地段，存在各种商业考量，城市发展发言人表示，希望政府能提供更长和灵活的地契，以及让发展商可分阶段落实项目。这样一来，发展商能更好地安排资金，减低风险。
另一方面，在评估和遴选竞标者方面，高纬环球研究主管李敏雯表示，政府不应仅是考虑到竞标者提出的标价，同时还须从全面性角度，考虑到发展商的业绩记录、发展计划书和财务能力等。
她认为，最近裕廊湖区规划设计方案的竞标过程就很成功，在鼓励私人业者的良性竞争之余，挑选出最好的设计方案。
本地不少发展商有大型发展项目项目，例如凯德正在中国广州大坦沙岛进行的地区规划与发展项目，规划建筑总面积604万平方公尺，接近大巴窑镇的面积。
无论政府和发展商应如何合作，蔡炎亮强调，主要发展商模式要取得成功，公共和私人领域必须在平等的基础上合作。
他说：“毕竟，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不曾尝试过的全新领域，一个发展商对土地使用和分阶段发展有更大影响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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