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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红包钱”从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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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冠病危机导致我国经济放缓,政府税收预计减少。然而,疫情带来挑战与机遇并存,它固然给航空和旅游业等造成剧烈冲击,同时也给科技、医药,以及物流行业带来机遇。

就势论市

再过两天是大年初五,也是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及财政部长王瑞杰发表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案的时候。王瑞杰的“财神爷”形象深入民心,在来临预算案中这位财神爷会派出多少“红包”呢?

去年,为对抗冠病疫情,王瑞杰史无前例地宣布了五个预算案,总拨款逼近1000亿元。随着本地疫情逐渐受到控制并趋向好转,王瑞杰上周透露,今年的预算案重点是帮助员工和企业应变、创新和成长,为疫后应对不同的世界做好准备。

经济师普遍预测,今年的预算案虽然将持续扩张,即开支高于收入,但规模料比去年小。换句话说,今年政府仍会派出红包,但红包钱会比较少。

诚然,冠病危机导致我国经济放缓,政府税收预计减少。然而,疫情带来挑战与机遇并存,它固然给航空和旅游业等造成剧烈冲击,同时也给科技、医药,以及物流行业带来机遇。在行业迅速转型和局势变化的背景下,疫情是否也让政府接到“意外惊喜”,获得额外的红包钱呢?

政府每年可动用淡马锡控股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等政府投资机构最多不超过50%的净投资回报贡献(Net Investment Returns Contribution,简称NIRC),而如今NIRC已是国家最大收入来源,比企业税、所得税和任何政府税收来得大。因此,政府投资机构的投资表现,对政府的收入来源有着极大影响。

全球股市自去年3月底回弹

在疫情冲击下,淡马锡控股和GIC去年的回报率减少。其中,淡马锡去年的投资组合净值减至3060亿元,一年期股东总回报率为负2.3%,是2016财年以来最差的表现。GIC在抵消全球通货膨胀率的影响后,取得2.7%的年化实际回报率,是2009年以来最低。

两家投资机构的回报率减少,意味着NIRC会相应走低。值得注意的是,淡马锡和GIC发布的数据是截至去年3月底,正值全球股市遭受重创,跌至谷底的时期。当时,美国股市10天内四次触发熔断机制,距离年内高点跌了30%左右。不过3月过后,全球股市强力回弹,美股三大指数飙升70%以上,去年底创下历史新高,海峡时报指数也从去年3月中的2233.48点,在去年底上涨近30%至2843.81点.收复大片失地。

不少淡马锡旗下投资组合公司如星展集团、新电信、凯德集团,以及新科工程等,业绩因疫情受到影响,但公司基本面维持良好,在疫情下更找到一些投资契机。例如凯德集团加大商业园、物流与数据中心等新经济资产的投资;星展集团顺应企业对可持续融资的兴趣显著增加,设定要在2024年达到500亿元可持续融资的目标。

此外,科技、医疗保健,以及物流等行业可说是疫情下的受益行业,不少生物医疗、远程办公、在线教育、电子商务和物流公司在疫情中异军突起。GIC和淡马锡过去几年都在这些相关领域进行投资布局,预料下来能从中获益。

像淡马锡去年参与投资2­亿5000万美元于德国医药公司BioNTech,该公司和辉瑞(Pfizer)合作研发出的冠病疫苗已经开始在各国使用。GIC去年和物流房地产公司ESR Cayman联手设立7亿5000万美元的合资公司,在印度发展并收购工业和物流资产。它也投资不少金融科技公司,如提供线上付款的Klarna Bank和分期付款贷款公司Affirm等。

可能发债增加“红包钱”

短期内,政府红包钱可能从NIRC增加中获得提振,中长期而言,随着需求日益增长,人口老龄化造成医疗保健支出升高,政府仍有必要开拓更多收入来源,增加未来的红包钱。

其中一个可能性就是发债来资助社会开支。

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政策研究所(IPS)日前发布工作论文,提出一个每年创造165亿至175亿元的额外财政空间的债务发行框架。

论文指出,公共债务其实可为后代人带来直接和间接利益。例如,当前教育和医疗保健开支有助于提高国家的人力、社会和文化资本,这些无形资本都会转移至下一代人。

发债融资的概念并不新。王瑞杰已表明,政府正在仔细研究通过借贷来为长期的基础设施项目融资。不过,发债资助公共开支,将涉及未雨绸缪和代际公平的讨论。

另外,市场最近猜测政府可能推出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 tax)等新税,一来让房地产市场降温,二来扩大政府收入来源。

新加坡是少数不征收资本利得税的国家,因为这有助于提升新加坡税收竞争优势,吸引更多企业和高净值人士到新加坡投资。

可是,全球化和科技化已对一个国家的财富与收入比例带来巨大影响。举例来说,在科技不断颠覆的经济中,自动化、人工智能和其他数码科技对劳动密集型活动带来冲击,掌握更多资本的顶层收入群体,他们所获得的收益将比收入较低的劳动群体来得大,导致两者之间的不平等距离拉大。

水涨未必船高,上涨的潮水可能仅使得大型游艇升高,许多较小的船只能在岩石旁任海浪拍打,此次冠病疫情加快了数码化进程,可能进一步加剧不平等现象。我们除了需要资本利得税这类更激进的税收政策,增加红包钱来源,更需要更有效的转移支付政策,确保红包钱能够更公平地分配,以满足人们“还富于民”的现实诉求,进而实现更平等的、更强健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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