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前，当大家对沙斯仍一知半解的时候，陈笃生医院护理教育者Prema Balan便主动要求调去疾病控制中心，在沙斯前线抗疫，之后获颁英勇奖章。目前，她在黄廷方综合医院担任护理（教育）副总监，冠病19暴发后与同事加入紧急反应组，一天之内把医院的空置病房改装为抗疫病房。
看护经验长达42年的Prema Balan（音译：普雷玛·巴兰），清楚记得2003年3月14日（星期五）晚上，她和同事出席陈笃生医院的年度晚会时，忽然听闻有国人感染了会致命的疾病，而且患者就在陈笃生医院。
当时，她在陈笃生医院担任护理教育者（nurse educator），在那之后两天再没收到太多消息，但星期一（3月17日）上班时，直属上司问：“谁愿意义务调去疾病控制中心（CDC）？”Prema义无反顾马上举手。
Prema回忆道：“上司问我是不是认真的，因为当时有很多不确定，大家对于这个新病懂得不多，而且染病的话可能丧命。”
在混乱中不停前进
同一天下午，她被派到疾病控制中心，起初因为大家不知道病毒传染性甚高，甚至没有穿上个人防护装备（PPE）。她在疾病控制中心先后扮演几个不同角色，包括预检分诊（triaging），以及确保全体员工都作好预防感染的措施。
Prema说：“当时的情况难以预料，很多工作程序、指导守则及隔离措施一改再改，一分钟建议我们用洁手液，下一分钟就变成用肥皂洗手。总之，就是要一直随机应变，不停往前进。”
德士拒载医疗人员上下班
当时的疾病控制中心不像现在的国家传染病中心（NCID）有栋独立高楼，而是一栋底层建筑，病房散布不同地方，步行距离不短，Prema每个工作日的步数都相当可观。天气炎热，身穿PPE又戴上N95口罩的Prema坦言有时差点晕过去，有些同事的脸和眼都因为长时间戴着N95口罩而“扭曲”。
Prema说：“那一段时间相当煎熬，因为根本没有德士愿意载我去陈笃生医院。但我本身并没有惊慌，因为我知道沙斯是通过飞沫传播。我做足手部卫生，戴了N95口罩，而且避免近距离接触患者。我们收到的指示是必须保持至少三英尺（约1米）的距离。”
沙斯疫情期间，陈笃生医院是指定检测和治疗沙斯患者的医院，Prema坦言当时有些护士因此感到焦虑，也有同事因为被亲人和公众排斥而辞职。德士司机拒载之外，有些巴士甚至不愿在陈笃生医院的车站停靠。
Prema说：“我们一般是早上7时半开工，不到晚上八九时都没有离开。我搭巴士上班，会在最靠近医院的车站前几个站提早下车，步行去疾病控制中心。记得有一次搭德士，司机还在我身上喷了Dettol消毒药水，他说所有医护人员都带有病毒。后来，我们被院方告知先穿便服，抵达医院之后才换上制服。”
保护自己没有捷径
Prema认为，沙斯的抗疫经验让她更坚强，也让她明白：如果不照顾自己，好好遵守感染预防守则，其实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她认识的护士中，有人因为感染沙斯而过世，也有其他人染病后康复，而且非常幸运地没有出现任何并发症。
她说：“生命非常宝贵，绝对不可以视为理所当然。必须穿PPE就得穿上，没有捷径，也不值得走捷径。”
比较沙斯与2019冠状病毒疾病，她认为前者的抗疫经验有助于我国更好地控制今后可能暴发的疫情。“我们学到的包括隔离策略，以及如何和不同相关单位合作。作为侦测疫情的预防措施，各医院都会和卫生部合作，定期举行疫情预习。17年前的沙斯，N95口罩和PPE的认识度相对较低，现在我们懂得更多，准备得更充足，而且有很多资讯都与全国，甚至全球分享。沙斯抗疫经验让我们明白，无论暴发什么传染病，都不能掉以轻心。”
在她看来，新加坡国家传染病中心是目前抗疫的关键之一，但疫情能否受控，亦须国人履行公民责任。她认为冠病19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抗疫不能缺少公众的参与和合作，每个人都须严格遵守洗手、戴口罩以及与他人保持距离等守则。
Prema目前在黄廷方综合医院担任护理（教育）副总监，冠病暴发后与同事加入紧急反应组，一天之内把医院的空置病房改装为抗疫病房。2月7日，政府宣布将疾病暴发应对系统（DORSCON）警戒级别从黄色提升至橙色后，所有学生护士立即暂停临床实习；实习护士则须试戴口罩，以便确认最适合的尺寸，并且呈报健康状况与旅游记录。实习护士也会学习PPE的正确穿戴方法。
其他改变包括：入职培训缩短了，而且每组人数减少了（最多九人）；课堂教学从六周缩短至三周，实习护士更快被安排到病房工作。
Prema与她的同事除了传授照护技能，也留意他们的心理健康。实习护士若有任何焦虑，Prema总会鼓励他们直接说出来，并提醒他们减少杞人忧天，多专注于预防感染程序，做足防范。
她说：“我很高兴的是，我们一直都从经验中学习，我国在处理忽然暴发的疫情这方面，已经大有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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