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是我办公室 ——走入数码游民世界

数码时代的降临，意味着只需一台手机或电脑，就能随时随地与他人保持联系。这也催生了新一代的“数码游民”，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数码游民（digital nomad）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非常重视自由，希望能够自由、独立地做任何决定。

本期《大特写》，随记者走入两名数码游民的生活中，了解他们精彩的游民生活与其中的挑战，从她们的视角体验这种新生活方式。

我们也会从中意识到，我国年轻一代或许很向往到国外的生活，见识一下世面，但对一些外国人来说，新加坡的阳光和多元文化使这里成为他们的首选目的地。

工作时无须受限于一个办公室和朝九晚五的固定上班时间，随时能“说走就走”，今天可能在峇厘岛海滩吹着海风发电邮，下个星期就已经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Budapest）的一间咖啡厅与客户开会。

这听起来像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与生活平衡法，但这其实是来自德国的全职数码游民芭芭拉·里德（Barbara Riedel，31岁）过去四年来的日常生活。

数码游民是近年来受欢迎的一种新工作和生活方式，他们多数从事与数码和科技有关的工作，例如网站设计、网络行销和写作等，因此只须有一台手提电脑和互联网就可以办公。之所以称他们为游民，是因为他们不会长期逗留在一个地方，也会不定期到世界各地生活和工作。

芭芭拉四年前原本打算在德国念完学士学位后，到世界环游八个月，但她当时参加了一个有关数码游民的大型会议后，便在一个月内离开德国，展开数码游民的新生活。

她形容自己只是在“一直无限期地延长这个游民生活”，从原本八个月的旅行，到额外花三个月在西班牙工作，过后再不断延长游民生活，一直到今天。

她透露，家人每每问她几时回国，她总是说“多一阵子”，但一回国却顶多只待上约五天，最长则是三个星期，过后就一定会“坐不住”，想到另一个国家去。

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上个星期公布了一项有关最适合数码游民居住的国家与地区的调查，共参考了56个国家与地区的网络速度、共同工作空间和房子租金等九个标准。

调查发现，新加坡排名倒数第二，仅在香港之前；排在第一名的是英国贝尔法斯特法（Belfast）。

另一个以群众外包方式获取不同国家资料的网上数据库nomadlist，也将每个国家的治安、生活费和交通情况等资料综合成一个“游民分数”。

新加坡在这个网站上排名第20，在游民分数5分的总分中得到3.68分。其中，我国虽然在网络、安全和语言获得了高分，但在天气、医疗和生活费方面表现略差。
v根据该网站，在新加坡的数码游民每月开销平均可达约2900元。

尽管如此，如今已到访66个国家的芭芭拉仍把新加坡排在前三名，并在过去一年内到本地四次，前前后后共逗留了三个月。

她第一次来到新加坡是在去年6月，那时她在网上寻找帮人看房子（housesit）或照顾宠物的工作，而新加坡刚好有这个机会。

芭芭拉指出，较受欢迎的数码游民地点包括峇厘岛和泰国清迈，主要因为那里方方面面的花费都比较低，而且有许多为数码游民而设的咖啡馆和宿舍等。

但她说：“虽然我在新加坡的开销会比起其他国家来得高，但这里除了有亚洲的传统文化，还有很多西方的元素，加上英语是新加坡的通用语言，这对外国人来说非常方便。而且我会像当地人一样生活，如到小贩中心吃饭等，省下了不少开销。”

人力资源公司仁立国际执行董事梁昌国受访时指出，数码游民的趋势意味着劳动队伍的结构快速变化，员工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够完成一份工作。

“随着电子钱包、电子汇款等网上服务愈加普及化，一些微型工作（micro-jobs）已能马上透过网络完成及付款。由此可见，工作的性质已开始变化。”

他指出，这种生活方式过去可能被视为不正当，或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从事的临时工作等，但随着更多产品和服务能够透过网上索得，人们也就无须再从事朝九晚五、有固定办公室的工作。

到了2035年，全世界估计将有约10亿名数码游民，而本地也有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这种生活方式。

邓伊廷（24岁）从大学毕业后，第一份数码行销工作要求她远程工作。她当时对远程工作的概念不是很清楚，但上网查询资料，无意间阅读到数码游民的点滴，并开始对这个生活方式感到非常好奇。

她说：“我一直梦想能到国外工作，但之前以为我得在大公司工作，才能被派出国公干。直到我接触到数码游民这个概念，才发现这其实更可行。”

邓伊廷当时还没考虑到如何成为数码游民，但在泰国甲米（Krabi）毕业旅行时，发现其中的兰达岛（Koh Lanta）上有个共同工作空间，便决定去瞧瞧。

她说：“我马上就爱上了整个共同空间和岛上的环境，因此取消了回国的机票，把‘假期’延长几个星期，直接展开了数码游民的生活。”

邓伊廷目前在一个起步公司从事产品经理的全职工作，但仍是个全职的数码游民。

她透露，接受这个工作后，她告诉老板自己想继续远程工作，而她的老板也同意让她这么做。

至于为何一定要到国外工作，她说：“虽然在新加坡也无须坐在办公室内，但我希望能趁周末时探索新的地方，而且国外的生活费也比新加坡便宜很多。”

成为数码游民已有约两年的邓伊廷认为，她最大收获是能在工作的同时，接触到不同的文化，以及交到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

她也在泰国工作时遇到同样是数码游民的男友，而且因男友是波兰人，她现在也时常飞到波兰工作。

她一般会在不同城市待上几个星期，较熟悉的地点如泰国和波兰最长曾待过约四个月，但由于她会想家，因此每三至四个月还是会回新加坡一次。

至于如何选择下一个工作的国家，她说：“通常我们会根据那个国家的生活费用，或是某个季节和天气。但其他时候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规划，有时在最后一分钟才决定目的地，例如男友可以在两天前才购买从波兰到亚洲的机票。”

数码游民成天只会游山玩水、从事的数码工作无须费力也能赚钱，而且家境一定很富裕？

在本地开办课程教导数码游民的朱贵生（49岁，自雇人士）受访时说，这些都是许多人对他们存有的误解，有些人更因此想要成为一名数码游民。

他说：“许多人都希望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出成绩，但数码游民和我们在社交媒体上看到的网红不一样，他们不是成天在玩乐、过着很酷和华丽的生活，他们也得付出努力，即使身在海滩，他们也会拿着电脑工作。”

精通德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和英语五个语言的芭芭拉，一开始以翻译和撰写广告文案的自由工作为主，但依赖这些来维持数码游民的生活并不足够。她如今已有多达六个经济来源，其中包括写旅游博客与赞助稿，以及出版书籍。

她指出，许多人会问她为何能一直旅行，并认为这是因为她家里很有钱。

“对我来说，数码游民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是一份工作。我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只要有电脑在身边和能上网，我几乎是时时刻刻都在工作。”

此外，数码游民的生活可能看起来很逍遥自在，但长期独自一人也会让他们感到寂寞。

芭芭拉说，游民生活中没有什么是定律，所以她每分每秒都在寻找新住宿、找当地群体和其他游民或解决三餐等，完全没有停下来的一刻，而且这些都得一个人进行。

但是，她仍对这种自由保持热忱，现在也学会通过跳舞或培养新嗜好，来为自己“充电”。

朱贵生指出，数码游民的最大挑战是感觉孤独和缺乏支持，因为有时连家人和朋友也无法理解他们在做些什么。

因此，他三年前在面簿上开设页面，让本地的数码游民有互相交流的机会，同时也分享在本地可用来工作或讨论的地点和一些好去处等。

共同工作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概念并不新，但随着数码游民在越来越多国家留下脚印，他们推动这方面的需求，为商家带来不少新商机。

人力资源公司仁立国际执行董事梁昌国指出，随着城市的房地产越来越难以负担，这些共同空间将逐渐成为主流，人们日后或许更多时候是与陌生人一同工作或生活。

根据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wC）和城市土地学会上个月发布“2019年亚太区房地产市场新兴趋势报告”，共用工作空间（co-working）和其他灵活办公空间业者，已成为最大的办公楼面出租者。

本地一家宿舍Tribe Theory的社区经理莫妮卡（24岁）受访时说，由于我国经常举办大型会议和活动，并且很容易往返旅游，因此吸引到很多数码游民前来。

她透露，他们在其他亚洲地区如峇厘岛、香港和缅甸仰光都设分行，本地宿舍就有约60％顾客是数码游民，但与其他地区相比，他们平均的住宿时间较短。其余顾客包括背包旅客、创业者和起步公司等。

莫妮卡说：“Tribe Theory不仅是让顾客过夜的地方，我们也透过共同空间为顾客举办活动，让他们有机会与其他合适的创业者或公司接洽，帮助他们获取资助、寻找工作或专业服务等。最重要的是为顾客提供在新加坡建立及扩大网络的平台。”

专门提供共同工作空间的香港公司The Hive，目前已在多个亚洲国家如新加坡、越南和泰国经营，单单在本地就有三个工作空间。

The Hive新加坡社区主管依发（25岁）受访时指出，新加坡的顾客群中，有约两成是数码游民，其余的是要在本地发展业务的公司、起步公司以及自由业者。

据她观察，本地的数码游民的确在增加，而她认为这是因为本地社群逐渐能接受网络通讯发达，以及人们更频繁出国公干的情况，这种现象也已成为常态。

她也指出，共同工作空间为顾客提供一个平台，与其他同道中人一同分享点子和合作等。“数码游民一般也会透过‘口耳相传’进行宣传，因此他们对共同工作空间的发展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