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靠近生命真相的感受都是让人畏惧的，不是吗？你担心它所公开展示的深刻，你也担心它可能是如此的轻。担心一切都是如此的轻，担心那才是生命的唯一真相。
生命的稍纵即逝，建筑的稍纵即逝，记忆的稍纵即逝。
最近的工作都和这一切有关。
有些事情，坚持去做，原因是什么其实不是很清楚；有些事情似乎和自己有关，不去做就像是对不起谁了一样。
郭建超在新加坡美术馆担任馆长期间，我是美术馆的助理馆长及策展人。当时有幸和刘思伟一起策划“徐悲鸿在南洋”的展览。今年年初，从新西兰刚回国，郭建超打电话邀约，5月徐悲鸿女儿徐芳芳到访，希望我们一起在国家美术馆做一个座谈会。
当时因为才知道将回到报馆工作，不想答应太多工作以外的额外项目，所以谢绝了他的好意。
后来，徐芳芳参观江夏堂，先后接到郭建超和陈家毅来电，让我一定要记录这个过程。
5月2日那天早上，和他们一起走了一圈江夏堂。和徐悲鸿的女儿一起走在她的父亲曾经流连的南洋居所和画室，在这座建筑物生命的最后一个多月里。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缘分呢？
徐芳芳的演讲我因为感冒加上忙着准备另一场座谈会，左思右想还是不出席了。
会后，欧阳兴义郭建超陈家毅等人从餐馆给我发来照片，他们正在陈家毅建筑事务所附近的餐馆话当年。他们说，当年的“徐悲鸿在南洋”主要写作人、策划人都到了，唯独缺我。想一想，竟然是10年以前的事了！
当时的我们多么年轻呢……
一个多月以后的6月18日早晨，我一个人站在江夏堂的一角，看挖掘机一点一点地把那栋建筑物推倒。
我想如果他们也在现场，一定会比我还要心痛，尤其是为“悲鸿在星洲”做了大量研究工作的欧阳兴义老师。
最后立着的徐悲鸿画室部分被摧毁的时候，坍倒的建筑物发出了轰然巨响！是我的错觉吗？是历史无奈的吼声吗？是古人的抗议吗？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一个记忆一个记忆，就这样灰飞烟灭。
我已经不想以文字来怀念一栋有历史意义的建筑，在岛国消失的遗憾。因为那样的话语已经出现太多回，已经没有了力量，也没有了意义。
在时代的巨轮和金钱资本的世界里，我们的选择只有一个，不是吗？所有的流连和留恋都是没有意义的，都仅仅是风花雪月而已，不是吗？
在这样的场景里，个人和个人的记忆显得更为渺小，无足轻重。
那天下午，我坐在艺术家庄心珍的面前。我事前不知道她正在接受化疗，访问她是因为得知她得了癌症，希望从她口中听听她对生命的诠释。进行化疗的人身体免疫力很弱，全身都是化疗留下的痛苦痕迹，无所不在。
我们心照不宣，她没有因病推迟访问，我一从国外回来就如期来到她家。
我们一起回顾了她生命的种种。有时候忍着眼泪，有时候低声啜泣，有时候哈哈大笑。
生命不就是这样吗？在最痛的时候，还是能够笑的。不是吗？
回到办公桌的那几天，要重新回顾那一个访问是一种很大的精神压力。所有靠近生命真相的感受都是让人畏惧的，不是吗？你担心它所公开展示的深刻，你也担心它可能是如此的轻。担心一切都是如此的轻，担心那才是生命的唯一真相。那才是记忆的唯一真相。那才是时间的唯一真相。
然后我还因为工作去到了不同陌生人的家里，听他们讲老年以后的故事，听他们讲照顾一个临终的亲人的故事，每一个人都是那么的努力而勇敢，每一个人却又都是那么无足轻重，像一只只小蚂蚁。
只是小蚂蚁的故事吗？我们都是小蚂蚁？
问庄心珍艺术为什么重要？离开她的家以后我还在不时想这个问题。
或许因为真相真的是如此之轻，所以艺术的呈现才需要如此的沉重。让你在难以承受的轻之中，给你一块安抚人心的沉甸甸的大棉毯，压在你的身上，这样你才不会飘过生命，而感觉毫无重量，更不知道自己曾经存在过。
由此想到离世超过一年的父亲。他离开以前的那几天，母亲说不要把棉被盖在即将离世的人身上，据说他们不喜欢。
或许到了生命的最后，人才意识到生命的轻，其实是最美妙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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