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或不幸，从早年至今，卡拉汉的名字总和海明威捆绑在一起。但卡拉汉一开始就是个有追求的作家，在文坛的拳击赛中，他从来就非配角或陪衬，而是一个独自站立的强健对手。
知道有个加拿大作家叫莫利·卡拉汉，只因海明威住过的多伦多巴瑟斯特街公寓大门旁的铭牌上有他名字，说他是大文豪1923年在多伦多做记者期间结识的朋友。
那年代的多伦多，是年轻海明威携希望而来又怀诅咒离去的保守乏味之地。没人想到近百年后该城变得多元有活力，作家艺术家的地位也今非昔比。
这两个星期惊喜连连，似乎动辄就有一场“不期而遇”。原来《绿山墙的安妮》作者蒙哥马利离开爱德华王子岛后是在多伦多走完人生暮年，她写下最后三本书的故居古雅依旧；而1914年落成，汤普森等七人画派成员曾居住和创作的The Studio Building竟也安然无恙。最大的意外来自上周末，在城里用过午餐后随意溜达，沿着一道宽阔人行桥走向玫瑰谷南的私宅区，桥的尽头一转身，灌木丛中有个扁圆形深灰色铸铁牌子——这种由多伦多历史委员会所立的牌子已经眼熟，然而，牌子上的名字让人愣住了：Morley Callaghan，22 February 1903–25 August 1990
海明威的朋友，原来你在这里！
铭牌浓缩了生于多伦多的作家卡拉汉的一生。他写了18部长篇和100多则短篇小说，全部有关加拿大人，在世界各地受到赞誉。他在多伦多大学就读期间担任多伦多星报记者，1929年结婚后和妻子洛伦托旅居巴黎，与海明威重逢，也结识菲茨杰拉德和乔伊斯。30年代初他们回到多伦多，1951年搬入戴尔大道（Dale Ave），邻居经常见到并与他谈话，他也常与妻子和他们的狗从桥上走过，直到去世。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都在读卡拉汉。卡拉汉作品至今不见单独的中译本，但朋友还是帮我在旧期刊上找到他1963年出版的长篇回忆录《在巴黎的那个夏天》和几个短篇小说。
回忆录很好看。与海明威半纪实半虚构的《流动的盛宴》不同，卡拉汉透过时光滤镜重新找回他年轻的多伦多—纽约—巴黎岁月。精妙的场面细节，大作家间复杂幽隐的关系，艺术名都巴黎梦一般迷离气氛，午夜咖啡馆露台上各色人等……伴随作家诚挚的反省思考，让人掩卷难忘。书中记叙海明威和卡拉汉对垒、菲茨杰拉德充当“计时员”的那场拳击赛，像个戏剧化的短篇小说；名留20世纪文学史，日后引来多版本流言，纠结爱恨恩怨的这场拳击，亦似一个隐喻：在巴黎的那个下午把三人带到一起，又让他们终生分离。
卡拉汉的小说，以在加拿大英语文学中首次描写都市小人物及失败者形象而闻名。查资料时读到马国作家贺淑芳对卡拉汉小说艺术的一番领悟，那种感受，是我读卡拉汉《两个垂钓者》等短篇佳作时也模糊触及，却无法如此准确表达的：
“他那些结构精细、流畅又冷静得可怕的小说，其叙述声音穿过诸多价值、原则与观念嶙峋驳杂的边界，终于来到悖论浮现的灰色地带。故事的核心就变得既鲜明又沉默，几乎像一个触目的静物那样，伫立在小说风景里。但其实并没有这个‘物’（thing），而是文本表面的声音，为它空出位置，空出一个不再言说的形状，赋予那不明之物恍若可具的形貌质地。小说总是停顿在某个地方，在那事件开始变得荒谬之处，譬如说在实践信念（比方说正义）的过程中，信念就吊诡地失败了的转角；然而这种失败不仅属于群体，也发生在微小的个体身上，在无以言表的深处——才构成了小说。”
第一个称赞卡拉汉有小说天才的是海明威，菲茨杰拉德则在不认识卡拉汉时就挟着刊有他小说的杂志，奔走推荐给名编辑麦克斯·珀金斯，斯克里伯纳出版社很快推出卡拉汉一部长篇和一本短篇集，令他一举成名。但在加拿大国内卡拉汉并未获得应有关注，直到1965年，美国最权威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在《啊！加拿大》一书中，称卡拉汉的作品堪与契诃夫、屠格涅夫相提并论，并说他“也许是目前英语国家里最不公正地遭受忽视的小说家”，他才作为加拿大国际知名作家前辈受到重视，被尊崇为加拿大小说的真正先驱。
时晴时雨的一周，从卡拉汉的故事中抬起头，春天透明的浅绿已变成夏季深浓绿意，一枚小圆牌浮现眼前，并非立在桥头的那枚——那日午后住宅区静谧无声，一排别墅末端，卡拉汉住过40年的粉褐色白窗框小楼前，贴着草坪插了个深蓝小牌子，上面仅有白色的“Morley Callaghan”和一行小字“1951至1990在此居住”，当时只觉心里一动，此刻忽然悟到它的别样意味。
幸或不幸，从早年至今，卡拉汉的名字总和海明威捆绑在一起。但卡拉汉一开始就是个有追求的作家，虽然名气终究不及海明威和菲茨杰拉德，在文坛的拳击赛中，他从来就非配角或陪衬，而是一个独自站立的强健对手。
是的，卡拉汉，你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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