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比小说更戏剧，越共谍报四大金刚中的范春安，其真实经历的传奇色彩不亚于任何一个间谍小说主人公。
在西方“写”出名堂的一些东南亚作家，似乎有个相同的成功模式：以长篇处女作一鸣惊人。在英国入围或拿下重要文学奖项的马英华裔作家欧大旭、陈团英如此，2016年摘下普利策小说奖的美籍越南裔作家阮清越，又添一例。
阮清越首部长篇《同情者》熔历史、政治、间谍、惊悚于一炉，讲述一个随撤退人群潜伏至美国的越共间谍的故事，普利策小说奖评审委员会说它是“一个层次丰富的移民故事，一个双面人的辛辣独白，一个横跨越南、美国两个世界的声音。”《同情者》的简体中译本今年8月问世后，书中始终没出现姓名的“我”，被中国读者戏称为“越南余则成”（余则成是大陆热播谍战剧《潜伏》男主角）。读这部对“反思越战”的反思之作，“匹敌《现代启示录》，亦剑指科波拉的深刻之作”，觉得情节气氛浓密，后半部越益血腥，灵魂的拷问紧缠，令人透不过气，人物的复杂性和思想力度相伴而生。末尾越共“集中营”部分，弥散奥威尔反乌托邦气味。
作者坦承小说里许多事件是真实发生过的。双面间谍这个角色让人浮想联翩。谍影重重的战时西贡，越共先后派遣多达1万4000名谍报人员，潜入南方搜集美国和南越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情报，其中6000人进入政府和军队内部。更惊人的是，甚至有间谍成功渗入美军指挥网络，冒充指挥官下令战机轰炸美军，导致严重伤亡，直到战争结束，美军仍对自身通信与指挥体系如何被北越渗透困惑不解。
因对这段历史饶有兴趣，我读过些资料，知道越战情报史上有著名间谍范春安、武玉雅、邓陈德、范玉草，号称“四大神话” ，每个人的故事都可拍一部精彩万分的电影。新加坡新闻界前辈、战地记者陈加昌曾在他的《越南，我在现场》一书中专辟两章，写他采访越战期间结识的“两范”：与他交往颇多的“越共情报第一人”范春安，和曾被美国人计划培养为南越总统，后因政变失败遭杀的范玉草。
作为间谍、侦探小说的爱好者，我常把读一本精妙的此类作品当成对自己的犒赏。而生活比小说更戏剧，越共谍报四大金刚中的范春安，其真实经历的传奇色彩不亚于任何一个间谍小说主人公。
2007年4月，越战历史学家拉里·伯尔曼（Larry Berman）出版了传记《完美间谍：时代周刊记者和越共间谍范春安难以置信的双重生活》，认为范春安是个影响了越战进程的间谍。曾由越共伪造身份送往美国学习新闻专业，英文造诣了得的范春安，美式思维洋派作风，当年就是南越名流。“他几乎熟识在西贡的每一个人”，后来成为中情局局长的威廉·柯比，格瑞厄姆·格林名作《安静的美国人》中“派尔”的原型兰斯代尔上尉，所有南越军政界的实力人物，都与他来往密切。长袖善舞左右逢源，他在美国和南越方面皆为红人。而他源源不断提供的准确精辟情报，卓越的分析推理，对越共，特别是早期情报网尚不健全的北越是不可或缺的王牌。拥有范春安的北越如获神助，武元甲将军就曾开玩笑说，“我们现在就像身处美军的指挥室里一般。”
范春安的作用不仅仅在情报上。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副教授马克·莫亚（Mark Moyar）在《被丢弃的胜利：越南战争（1954-1965）》一书中说，当时范春安是美国记者大卫·霍伯斯坦和尼尔·希恩等人的主要新闻来源，这些记者效力的《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在美国民众对越战的态度变化上起了巨大作用。他们的报道直接影响了民意走向，与反战运动的兴起和壮大，失去民心后美国国家战争意志的丧失密不可分。后来美国人发现，影响和操纵了美国媒体的一个重要人物，正是先后以路透社和时代周刊名记者身份活跃于西贡的范春安。
范春安的间谍身份在近20年里一直深藏不露，直到越共胜利后晋升他为少将，才让人大跌眼镜。但伯尔曼写道，“我采访过100名认识范春安的人，99人仍然喜爱着他，其中就包括大卫·霍伯斯坦和尼尔·希恩。”他的解释是：多年在美国求学、工作的经历和南越自由主义知识圈的生活，很大程度上使范春安从骨子里自由主义或说美国化了，他在西贡朋友圈的交往本质上是真诚的，生活是愉快的。虽然他仍因少年时代形成的民族主义理想为越共工作，与他的朋友们各为其主，甚至利用他们获取情报，但这并没影响彼此间的私谊。无疑是越共忠诚战士的范春安对伯尔曼说，他没做过任何出卖美国的事（这当然见仁见智），没有一个美国朋友因他的所作所为而在个人利益上受到伤害。他也非常怀念加州那段年轻岁月，在橙县海岸学院上大学，“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因为范春安和美国及南越朋友们走得太近，行事风格生活做派也与正统越共党人格格不入，南北越统一后，虽然越共不得不肯定他的功绩，但他长期不获信任，遭软禁和限制出国。时光难捱，已改称胡志明市的西贡街头，经常可见范春安的身影在以往与朋友们相聚的俱乐部和酒吧徘徊。
虽然情节故事不同，《同情者》中，分裂人格、双重身份，自诩“拥有两套思想，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事物”——主人公“我”的人物设计，明显从范春安身上撷取了灵感养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