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涵：悉尼·修行

上个月，我从上海到墨尔本探望女儿后就前往悉尼履行一项家族义务。我对此行既有点勉强为之，但又期待美好。这种矛盾的心情与当年悉尼带给我的“旧憾”有关。

1994年，我任职的外企银行派我到悉尼的分行公干。我的职责是将在新加坡开发的系统带到那里实施。不料经过几天的评估后，我发觉悉尼的企业贷款业务比新加坡复杂多变，新系统无法直接套用在它身上。

我向上司提出解决方案后，他要求我留下来完成“量身定做”的工作，这意味着新系统的功能需要大幅度的提升才可以实施。在执行这项任务之前我得先收集用户的需求，并了解现有系统的功能和当地业务的运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