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木石图》与《潇图》相继现身，二画无论真伪，对苏轼画作的研究，都有重大意义。
真伪未定的苏轼《木石图》日前以港币4.6亿元拍卖，从日本回归中国。
除此画外，另一卷近代被认为最可能是苏轼真迹，就是新中国开国新闻界才子邓拓旧藏、捐献北京中国美术馆的《潇湘竹石图》（下简称《潇图》）。
历代著录，都未见有此二卷画踪迹（虽然画上有许多历代题跋收藏印鉴），却在上世纪30年代前后，一起出现于北京文物商人方雨楼手中（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唐写本陆机《辩亡论》残卷亦出自方雨楼之手），并一起为军阀吴佩孚的秘书长白坚夫购藏。
目前普遍说法，均称白氏在30年代把《木石图》卖给日本富商阿部房次郎。60年代初他因经济困难，决定把《潇图》卖掉。到北京找张珩谈不成，转托齐白石入室弟子许麟庐卖给邓拓。
1997年承画家宋涤兄引介，有幸拜识其师许麟庐老先生，在本地寒舍及北京方庄芳群园许府多次畅谈，记录下这位真正经手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载拙著《隔岸看山》）。
许老的亲身证言，却与目前流传的说法，有些明显出入。
许老说：“邓拓买的《潇图》，和流传日本的《枯木竹石图》，原来都是苏州一位姓白的国民党军官所有，被上海画商孙伯渊把两张都买下，后来他把认为比较差的《枯木竹石图》卖去日本，自己收藏《潇图》，解放后，他的画在上海卖不了，孙伯渊就通过钱瘦铁介绍，把这幅画送到北京来，邓拓看了，答应以5000元买下，但他钱不够，只好拿出一部分收藏的书画，卖给荣宝斋，当时这事就是由我经手的。”
许老表示，当年就是他亲自代表荣宝斋，到北京火车站去接从上海带画来的孙伯渊。邓拓也是到荣宝斋来看画的。
他说：“邓拓买了这张画后，先给张珩看，张珩看后没有表态，再拿给徐邦达看，徐邦达说卷后的‘轼’字墨色极淡，认为是假的。邓拓自己则特别重视题跋，他认为这幅画后，有30多家元明名家题跋，最后一位题跋者还是明朝状元杨升庵，这么多前人题跋，对此画都没疑问，所以断定是真迹。
文革前夕，邓拓已有预感，所以他把画都捐了，因为故宫的徐邦达对这幅苏轼画的鉴定有意见，邓拓不服气，所以他没把画捐给故宫，而是全捐给了中国美术馆。”
当时担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常到王府井许麟庐的和平画店及后来的荣宝斋看画，两人成为好友。
他回忆说：“邓拓自己有许多收藏章，多是钱瘦铁刻的，当他决定把最好的藏画都捐出去时，还请我到他家中，一起在画上钤盖收藏章，前后两三天的时间才搞完，最后也是和我一起，把一百多张书画送到中国美术馆去，里面有五代周文矩《贵妃上马图》，还有仇英的手卷等许多字画。”
邓拓收藏此画后，把斋号改为“苏画庐”，并刻有一印，往往和“邓拓珍藏”二印并用。可见欣喜之情。
后来许多传闻称邓拓因为收藏此画惹了事。
但据《茅盾晚年谈话录》记载，文革前有一回刘少奇召集文化部长茅盾、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康生、邓拓等人开会，称有人报告说邓拓利用职权，在荣宝斋以自己的画，自己定价，换取公家的名画。追问究竟。
邓拓辩称事实是他以已定价在荣宝斋出售的藏画，经同意换取店内相同价格的画，是当时常有的做法，刘少奇指示下不为例。故此事其实和《潇图》无关。
关于邓拓购买《潇图》的真相，各种传闻，说法不一，应以实际经手人许麟庐的亲口证词，最为可信。
他说邓拓对《潇图》有两个看法，一是根据画上元明人的题跋而看真，二是苏轼的画作即使存疑，也应珍惜。
今天谈《潇图》是否真迹，还是要看画作本身。
画为绢本长卷，28x105.6cm，画潇湘二水合流处，远山朦胧，近景清朗。重点在近处，画的是“一片土坡，两块石头，几丛疏竹”。
卷末题有“轼为莘老作”五字款识，与苏轼书风一致。“莘老”即东坡同年进士孙觉，也是黄庭坚的第一任岳父。
画作上有元明26家题跋，包括明代状元杨慎（升庵）写在画卷后幅末端的七言长歌及跋。
重点还是此画笔墨，实在比《木石图》更有味道。
据许麟庐老先生称，当年鉴赏力很高的上海画商孙伯渊，也说《潇图》比《木石图》更可能为真迹，才没卖给日本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潇图》独特的构图，与提倡复古之风的元代大家赵孟頫《枯枝竹石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近似，显然属于同一系统，这对画作的时代研究，很有参考意义。
随着《木石图》与《潇图》相继现身，二画无论真伪，对苏轼画作的研究，都有重大意义。
只是时过千年，木石无言，潇湘无语，如今风雨过东坡，踪迹难觅，梦醒何时？真正的答案，或许就是永远没有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