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上了难民，天涯情薄，海角义淡，对家国的体会愈加深切，才感知故乡原来是一盏永不熄灭的心灯。
我服兵役时，遇上南越首都西贡失守，成千上万逃亡者投奔怒海，一部分漂流到了新加坡。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的大事，勿洛海面停泊了数十艘难民船，等待补给，再续程奔向苍茫。我所属的部队参与了驻防维安工作，这段不经意冒现的生活情节，提供了我接触难民的机会。战争何其残酷，那场延宕20年的越战，战报天天抢占着媒体的重要版位。60年代读报，南越僧侣自焚于闹市的镜头经常与读者打照面。和尚了断生命，是当时佛教遭政权歧视的无奈表白，一种对腐败政治的抗议。
错身于慌乱出逃的难民船群体里，才意识到难民也有档次之分。不同社会阶层里贵贱有别的同胞，因政权溃败而在千里外的一方小水域汇集，同是天涯沦落人，出走的条件与缘由还是有大区别。连续数日，毫无战争经验的我们登上不同船只，闻到了一丝半缕的硝烟味，近距离聆听投奔怒海的人们诉衷情。
有一艘难民船，里头20来人清一色是高阶位的南越水警。西贡溃败之际，他们不战先逃。这艘光鲜的难民船，舱内粮草充足，炮弹不缺。另一艘难民船挤满贩夫走卒，其中不少是西贡沦陷前夕在海面上作业的渔民。他们捕鱼时遭遇政府军弃守前的狂轰滥炸，单薄的小渔船仓皇窜逃，多数被炸沉，一些被巨浪吞噬，少部分流落公海，被其他船只救起，跟着一路南漂。“逃亡”刹那间发生，这群在捕捞时无端端遭遇炮火的渔民，就这样被迫与家人不告而别。断了线的风筝，再也回不到起飞的原点。他们漂泊于凶险的海上，衣物之外，赤条条无所有，连方向都雾茫茫。
诉说这段故事的渔人，初时语调低沉，说完泪崩，周边难友也黯然。有的难民船本来就是豪华游艇，虽配备良好，但漂泊多日之后，物资见绌，有难民拿出一副望远镜，希望能换烟解瘾。难民船上也有将军，落了难不忘想当年：过去，我统帅千万军队，而今却一无所有。败兵之将不言勇，他们是没入天际线的沉阳，只能感叹，人生浮沉，转念之间。
投奔怒海，死神形影相随。那年在勿洛海面，黄昏时一艘难民船徐徐驶近，船上挤满了衣衫褴褛的男女，左右两舷许多具身体像似挂在船外，犹如印度国庆庆典里十来人站在一部摩托车上表演平衡特技。由于船只承载过重，甲板与水面几乎等高，遇上大浪，生死一线，他们还是苦撑。为了苟活，求生意志是坚韧的。难民船静泊了，船上一阵欢呼响起，蓬头垢面的人们，舒缓了漂流多日的紧绷神经，是死神动了慈悲心，让他们暂且通关。
以后的一两年里，我开车北上马来半岛东岸，沿着长长的海岸线行驶，多次遇上难民营。一次靠近关丹，洁白的沙滩上有个破烂的难民营，住着上百名越南难民，这是越战结束若干年后另一种形式的逃亡。沙滩上的营地极其简陋，所谓帐篷，用纸皮和撕开的塑料袋勉强凑搭，低矮而不成形。难民营有军警把守，外人不得与难民交谈。闲着无事，难民们无聊地看天望海，我无聊地观看难民，偶然间拾得一个现代版“画荻教子”的故事——天色未晚，多数难民忙着以海滩上收集到的瘦细枯枝煮食时，一对沉默的母子，在沙滩上书写文化乡愁。小男孩握着枯枝，母亲握他瘦弱的小手，一笔一划，学写他的方块名字。一撇一捺，涂掉、重写，天就暗了。
另一回过了关丹再往北，夏日炎炎，海岸边一艘大型渔船搁浅了，20来个汉子在荷枪军警的监督下，有节奏地用绳索拖拉船体。我向站在一旁的警察了解，得知这群人是越南难民。这艘船是他们的，已经搁浅了几个星期。此刻他们像拉纤一样落力工作，是要让船身靠岸。当局的用意是船身摆正修整之后，就把他们送回大海。
难民的悲歌不绝。1980年“二月草绿”诗乐演唱会上，张泛不知从哪弄来一支柬埔寨难民歌曲，名为《故乡》：“无论到哪里，都要带走你的影子，亲爱的故乡，你给我神奇的力量”。当上了难民，天涯情薄，海角义淡，对家国的体会愈加深切，才感知故乡原来是一盏永不熄灭的心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