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路不通

 回看打了20年的越南战争,如今的越南人会站在哪一边?(法新社)
 回看打了20年的越南战争,如今的越南人会站在哪一边?(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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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什么视角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生活、历史,和无法抗拒的进化规律早已给我们写好了那唯一的答案。

“上帝视角”好像很容易获得。你只须要找到一丛狂欢的人群,然后在野蛮生长的霓虹灯,强劲音乐和尖叫声中,后退几步,微笑旁观。

往往,当人群的high值像撒开手的热气球越飞越高,我却在愈发高亢的笑声中意识到自己的双重存在,那个冷静的观察者的我慢慢抽离出喧嚣,慢慢上升,慢慢从狂欢中降温,像盘旋在海面上的沙鸥静静注视着眼下的波涛汹涌。

为什么?我不清楚。也许只是好奇于沉浸在狂欢中的自己究竟是什么模样,于是停下来想在别人的身上找到自己。或者,我只是想找到派对主人盖茨比站在别墅台阶顶上不动声色的平静感,观察、审视,却不带波澜。更有可能的是,只是在那一瞬间,我很想停下来。不想说话,不想笑。在海湾的游轮上,我想跑到船舱顶端,穿着睡衣拖鞋,安静地看着两岸仿佛沉睡的人一般石灰岩岛屿的侧影,或者在船头探照灯的反光中跳一支舞,看着自己投在地板上的倒影,昏暗中沉默的变幻的漆黑,像海浪低声细语中短暂而宝贵的沉默。

只是很多时候,浪花只能滚滚向前。当我们拿着“团队构建”的斧子在坐成的圈圈里凿冰,叮叮咣咣的断续响声像是那些我们并不怎么关心答案而生硬抛出的问句和寒暄。当我们注定要进入那一场场没有“观众”这个选项的表演,当我们在或如鱼得水,或自我逼迫,或排斥,或妥协的反应中渐渐了解,沟通的确是短时间了解一个人最有效省力的方式——通往船舱顶部的门,已经关上了。

我们总说要在“参与”和“抽离”之间寻到平衡。有自信开口交往的能力,却也有终止一段已经干涸的谈话的勇气。可是,我们有多少真正自己的选择权呢?当我们选择参与,选择狂欢,真正产生作用的,是我们自己的意愿,还是我们无力控制的,社群动物的本能?孤岛之外还有群屿,这是无法逃离的自然规律,就像每个人都能听到敲响的丧钟,然而,并非每人都想被祭奠。

但却无力逃脱。群体生活给了我们更丰富的见解和一定程度上的身份感、归属感,却也划定了无形的方圆规矩让我们无法全权为自己而活,因而也就让在“沉浸”和“抽离”视角时间的转换困难重重。

这种困难不仅存在于生活中。去越南,当地向导向我们介绍那场整整20年的战争时,我们问他:那你站在哪一边?

他说,现在的我是向导,是你们的眼睛,所以,我只能是旁观者。

旁观者是历史舞台下缄默的观众,他们不会让参与者的情感为事实加上“邪恶”或“正义”,“英勇”或“仇恨”的滤镜。客观上讲,这种抽离的视角才是看待历史最公正的位置:不偏不倚,像蒙上眼睛的正义女神。因为历史是已经沉淀了的事实,不是,也不应该变成统治工具和协商条件。

然而,就算抛弃了那些外界诱因,我们真的可以做到“抽离”于历史之外吗?今天,我们在古芝地道看到的,是越共的视角。在战争遗迹博物馆看到的,是越南百姓的视角。在《第一滴血》里看到的,是美军的视角。这些都是沉浸其中的讲故事的人,无意中,也成了写故事的人。这些人“应该”对历史做什么?或者,这些人有所选择吗?我们有所选择吗?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抵在越共女兵脸上的刺刀在照片里仍闪着冷光,观众依稀还能听到趴在被杀父亲身上年轻士兵的嚎啕。我们的本能已替我们做出了选择。所以,我们是应该依循本能,还是寻找那个自认为“最合理”的位置?或者,我们找得到吗?那些打扮成历史这个小姑娘的人,有多少是出于伪装,而又有多少,只是想“客观公正”地讲出真相?

我不知道。盖茨比仍站在台阶上冷眼观望着饮酒跳舞的人群,胡志明仍在无数的铜像中注目着那些半敷衍半虔诚的年轻人。也许,拥有什么视角从来不是一道选择题。生活、历史,和无法抗拒的进化规律早已给我们写好了那唯一的答案。只是我们有太多或太少的顾虑,那个答案,需要很久很久才能被看清,如同一张被时间冲洗出来的照片。而最终,我们只能有些惊喜,有些疲惫地意识到,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答案。“上帝视角”只能是上帝的,而被生命和感知力定义的我们,只能活在船舱的酒吧里,那满满一杯的喧嚣起泡酒,狂热的本能,来自一个生活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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