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的洞察力与思考能力都极为敏锐，他又极富同理心，从其点点滴滴对五四现场的描绘，不难拼凑出一幅鲜活的百年前的历史画面。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各地华语圈子，在刚过去的5月，或多或少有各自的纪念文章和活动。5月间逛书店时发现了美国教育家、哲学家杜威写于100年前的一本书《一九一九，日本与中国：杜威夫妇的远东家书》（Letters from China and Japan）。那是杜威在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后滞留中国时写下的数十封家书。
许多年以前从李敖的作品中第一次知道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年）其人，渐渐的也了解到，作为教育家的杜威，其教育思想是独特而深具人文关怀的，在他看来，教育就是生活，教育不是强迫孩子去吸收外面的东西，而是从孩子的天性出发，让小孩与生俱来的能力得以发展。李敖在17岁时写了《论杜威》，他说这篇文章象征他“在制式教育底下对‘进步教育’的渴望。”杜威也是五四旗手之一的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老师，他对胡适一生影响深远。
1919 年，杜威与妻子爱丽丝到日本旅行，作为杜威的受业弟子，胡适知道恩师即将展开东瀛之行，于是联合也是杜威弟子的陶行知等人邀请杜威到中国讲学。那年，杜威夫妇在日本游走两个月后，续程到了中国，他们原本只想待上几个星期，却恰好就与五四运动撞个正着，由于对这个历史关键时刻深感兴趣，杜威改变了原本的返美计划，在中国一待就是两年。
人在中国和日本的时候，杜威夫妇将所见所闻写成家书，寄给远在美国的儿女。读这本“远东家书”，读得特别愉快的是，杜威以一个初来乍到的旅人写下他对五四现场的观察，由于是写给儿女的家书，他和妻子似乎信手拈来，对所见所闻所感直言不讳，读来格外平易近人。更重要的是，杜威的洞察力与思考能力都极为敏锐，他又极富同理心，从其点点滴滴对五四现场的描绘，不难拼凑出一幅鲜活的百年前的历史画面。
杜威与妻子于1919年4月30日从日本搭上“熊野丸”号邮轮来到上海，到中国的第5天，五四运动爆发了，杜威在5月12日的家书中开始谈及“北京的动荡”，他告诉儿女，“校长仍坚守岗位为学生奔走，学生们获释。有拿了官府钱的媒体表示，这有部分是因为日方要求各界以宽容态度面对学生的恶作剧。”
杜威在家书中不只一次提起北大校长蔡元培，在杜威心目中，蔡元培似乎比他所认知的“更具自由派高级知识分子的领袖风范，政府都对他有所敬畏。”而他才担任校长两年，“在那之前，从来没有学生为了政治上街游行，可是如今，他们个个都是这波新兴运动的领袖。”
6月1日以后杜威到了北京，穿街走巷间，亲眼见证了学生们的爱国热忱与坚持，在街道上，他甚至看到女学生游行示威，她们要求见当时的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请求释放因上街演讲而被监禁的男学生。如果大总统避而不见，她们还打算漏夜伫立在官邸外，待到他愿意接见为止。
当时中国还没有男女同校，女学生上街示威震惊师长，看到这一幕，杜威说了，“如果我说在中国的生活非常振奋人心，绝对是实话。我们正见证一个民族国家之诞生，而任何事物的诞生总是艰辛的。”
杜威对军警镇压学生做了不少描述，他亲自去了监禁学生的学校大楼，对于官方把大学变成监狱非常不以为然，“有愈来愈多的学生被送进来，而最不可思议的部分正是警察为此相当意外，因为他们原先认为，逮捕行动能够发挥杀鸡儆猴的作用。”
杜威在家书中一一描述学生们如何不惧强权，持续与军警展开斗智斗勇的系列游行、演讲。在6月20日写于北京的家书中，杜威对五四运动给予如此评价：“现在看来，整个事件其实是经过慎密规划，甚至在可能真的演变成动乱之前，就已经顺利落幕了……想象一下，如果要美国14岁以上的青少年挺身而出，发起肃清改革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并鼓励商人与专业人士加入他们的行列，会是什么情况。就这点看来，中国真是个了不起的国家。”
五四运动起因于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在巴黎和会中，列强竟然想将战前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各种特权转让给日本，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与利益，而当时的北洋政府一味妥协，未能捍卫国家权益，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来后，引起学生群情激愤，从而引发了五四运动，并迫使中国政府未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在7月4日写于北京的家书中，杜威告诉儿女，拒绝签下巴黎和约对中国的重大意义。他也因此给予五四运动极高的肯定：“原本整个政府都赞成签约，大总统还在签约的10天前就说势在必行。这是公众舆论的胜利，全都要归功于这些年轻的男女学生。”
杜威还说：“中国可以有此成果，美国真该感到惭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