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灼灼的太阳下，好像谁也弄不清哪个是飞驰向前的坚定的乘客，哪个是倚着锄头，望着麦苗，盘算着晚餐吃什么的种田人，哪个是我们自己，看着自己走远，将一切此刻都以未来计量称重，分配意义。
《铁器时代》里的卡伦太太也许就是在这样的黑夜中喃喃自语：“人类：唯一一个部分存在于未知的生物，存在于未来，像打在他前方的影子，永远不停地想要去追上那个移动的影子……但是我，我必须是更小的，更盲目的，离土地更近的生物。”
我问自己，这一刻是什么。
晚上8时23分。我扣着卫衣的帽子，头枕在车窗颜色晕开的，黯淡安静的街道上。外面的一切都离我很近很近，也许出声呼喊，屋里的人就会听到我。
这里的楼房很矮，一个临近主市区的小村庄。最热闹的中心街道上只是有些置办日用品的商店，到了晚上，只有稀落的昏黄的路灯还睁着眼睛，或是半眯着，像从墙角漫步而出的灰猫。一家看不清楚名字的杂货铺，仍挂着被批影响市容的塑料布牌匾，风过时有毛边扑打着灰尘的沙沙声响。有一辆脚踏车倚在虚掩着的门边，磨开线了的皮制车座上落满了屋里淡淡的漂白的灯光。今天的夜也很淡，平凡的黑色的味道。
一切都从我眼前掠过，一场默片的电影。油漆剥落的矮墙后，我看见杂货铺里的人，一个伏在柜台后的中年男人，左手边一个会发出干脆而机械女声的老式计算器，右手里一支也许用了很久的中性笔，在潦草打出格子的账本上勾勾画画。一个八九岁的小孩缩在他身后的木板凳上，以同样的姿势勾画着锐角、钝角的角度或划做着二元一次方程，漆黑明亮的眼睛却总偷偷瞟向男人身旁的电视机。有动静，小孩一惊，却是一个值夜班的工人走进来。一包泡面、一卷纸巾、一瓶可乐，收银台的抽屉咔哒响了两声，他们寒暄几句，门便又开而掩上，一阵轻飘飘的风，一阵包裹着残留的汽车尾气和杂草的街道的味道，夜更深的味道。
这一切都是这一刻。这一刻是什么？我爸和我妈坐在车前座里，像所有夫妻一样不知因为什么事情你一句我一句地小小争执，我能看见我妈大眼睛翻白眼却装不出来凶的样子，和我爸无奈的笑，他们被广播声盖住的浅浅呼吸。
连这一刻都是。这一刻在窗外，在我面前，触手可及，却在当下，只存在于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呼吸里，像一列生命的火车从我面前疾驰而过，我连它喷薄出的蒸汽都抓不到，只有一掌冷雾，和铁轨一丝发抖的声音。
我们下意识地想：这车要去哪里？
每一辆车都有目的地。我想起学习物理中的“相对速度”时，总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
坐在火车上的人能达到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他明明没有动啊，他也许在座位上翻翻报纸，打瞌睡，最多走去洗手间，怎么会那么快？标准答案说，如果一个麦田里的农民抬头看到这个乘客，那么，相对于大地里金黄的麦子，他便是疾驰的。
后来才发现，其实不是。其实每个人的速度都是一样的——我们的相对速度都是零，像两辆，三辆，无数辆并驾齐驱的火车。麦田里的农民也在自己的车上，朝未来的目的地开去，只不过他们不在一个时空里罢了。“未来站”。未来站，谁不想去到这样一个仿佛童话寓言一样的地方呢？未来人，塞利格曼说，我们是憧憬未来的人类。
可就像很难理解相对速度一样，我也很难理解我们如何可以总是在乘车去到什么地方，目的地又变成新的起始地，起始地很快被飞驰的车轮压入回忆，周而复始，总是在“去到什么地方”，仿佛“这一刻”都不是真的，“下一刻”才是。
那，我们自己在哪里呢？这一刻，还是下一刻，永远都不会来临的下一刻？什么人可以永远不停地以每小时200公里的速度朝未来飞去呢？在灼灼的太阳下，好像谁也弄不清哪个是飞驰向前的坚定的乘客，哪个是倚着锄头，望着麦苗，盘算着晚餐吃什么的种田人，哪个是我们自己，看着自己走远，将一切此刻都以未来计量称重，分配意义。
我想起塞尔维亚·普拉斯的日记：“今夜的我是满足的。只是一间空房子，一阵昏眩的温暖的疲惫，在种了一天的草莓走茎之后，一杯冰凉的甜牛奶，浅浅一盘浸在奶油里的蓝莓。现在我知道没有书，没有大学，人们是怎样生活的了。当你在一天之后如此疲惫，你必须躺下休息，下一个黎明还有更多的草莓走茎要种，所以你就如此继续生活，在离土地最近的地方。在这样的时刻，如果我还奢求更多，那便是愚蠢的。”
在一切都无关紧要的时刻，一切，也都与我息息相关。我不能逃避我们悖论式的处境，当我说“这不是一个观点”时，我已给出了另一个观点。当我说“这一刻的我是满足的”时，我已经在暗示未来。可我不能选择，也不想选择。这一刻，同样，是不能逃避的，尽管是飞驰着的“这一刻”。现在，当下，比未来卑微，比自己卑微，却离土地最近，离麦田最近，近到听不到火车轰鸣，只看见满眼清新的生命。
编注：塞利格曼，美国心理学家Martin E.P. Seligman；塞尔维亚·普拉斯，美国诗人Sylvia Pl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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